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

    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

    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

    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因此,这时候也就是东汉时期,南匈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监视和抵御北匈奴的工具了,在这一时期,南匈奴多次主动请求讨伐北匈奴,俨然成为了内斗的活跃分子。两方的自相残杀,更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在这里,使人不仅感到,现今的苏联就象是当时的匈奴,在对峙的过程中自己瓦解了,可见在当今时代的大国争霸抗衡中,瓦解对方或促使对方瓦解是一个战胜对方的必要途径,也是让对方自顾不暇难以翻身的良策。

    但反过来,由此也可以看出统一的可贵与重要,因为分裂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第五,消灭敌对势力,收编归降势力阶段

    敌人分裂了并不代表彻底没有威胁了,要想彻底没有威胁就要将它彻底摧垮!

    “一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金微山大战后,北匈奴再也不能在东方立足,因此开始西迁,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他的西迁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这样一个苟延残喘的势力用兵的意义在于:首先是根除隐患,因为任何一个衰微的势力都可能复兴,反扑,强大,例如拓拔魏帝国。其次是震慑中间派、动摇派,提醒投降派,因此在北匈奴灭亡后,南匈奴只是名义上还存在,但许多主权已经被剥夺了,但它没有反抗的原因正是不想步北匈奴的后尘。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摘自柏杨译《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可见,即使是以形式存在的南匈奴国汉王朝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真应了除恶务尽那句话,虽然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一个国家或民族灭亡的如此干干净净的,但思路仍是如此,一定是会给他的敌人已不能翻身的机会,当然这个敌人必须是在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利益的前提下才会如此倒霉。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71年,西汉王朝同当时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前后进行了130余年的长期战争。本文把这一时期发生在东方的这一战争称之为“汉匈百年战争”,并以西汉王朝的作战为主线,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争胜利三个阶段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文章认为“汉匈百年战争”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历史的借鉴

    1、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2、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

    3、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