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煌的兵马并不多，但是在江西的绿林道很有声望。起威镖局虽然是在广州立柜，但是自掌柜孙可成以下，多为江西人，走的也是江西的镖路，自然要和这位黑道大佬打交道。
周士翟说：“在下已把信递交刘掌柜了，刘掌柜同意见王掌柜一面。只是刘掌柜的神情似乎颇有敌意，还请各位掌柜当心。”
如今余庆在广州的铺子已经开起来了，和起威镖局是合作关系。起威镖局经营广州到江西的商路，郭瑶、白常灿经营广州到湖广的商路，两家有一段路线是重叠的。都要从广州出发，由三水入北江。在英德县的洸口，水路分叉，往东北走韶州、南雄，可翻越梅岭进入江西，往西北走连州，可以进入湖广。
起初双方还有一些冲突，但一来起威也惹不起这些有官军背景的人，二来双方也互相需要。郭瑶、白常灿需要起威在江西的人脉以及经营骡马行的经验，起威需要官兵当保护伞，最后双方便合流了。
周士翟并不知道自己在和流寇打交道，就连他们的掌柜孙可成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以为余庆、丁可泽等人是陕西来的商人，当然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就是了。镖局本就是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中介，所以王瑾派人拿着余庆的印记到起威镖局的吉安分柜让他们送信，他们也就立刻照办了，并带回了刘文煌的回话。倘若他知道王瑾在信中说了什么，恐怕他就未必敢送这封信了。
王瑾在信中直言了自己的来历，提出要和刘文煌“共聚大义”，也就是说，要到井冈山来和他合营。这可是绿林道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强龙跑到地头蛇的地盘来，双方过去还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闹得不好，便是“火并王伦”。
刘文煌接信之后，第一时间便上山到茨坪和李文斌等人商量。一是因为他和山上的六位寨主是生死之交，这种事要同进同退，二是因为山上山下几百户人家，只有盖遇时和魏麟凤两个人识字，要是不上山，他还真不知道这信上说的是什么。
送走了周士翟之后，刘文煌继续和兄弟们商议此事，但大家对于这件事也都不知该如何处理。
首先，他们不知道王瑾是从哪冒出来的。闯军的大名他们倒也听说过，但只当是远在天边的事情，最近也没听说南昌或者长沙方向打大仗，闯军就突然到了井冈山了，这怎么看都不合理。
其次，他们理解不了王瑾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来。罗霄山脉中的山头很多，井冈山虽然险要，但是贫穷，并不是什么人见人爱的好地方。倘若来的真是传说中连藩王、巡抚都能消灭的闯军，他们随手打个县城栖身还不是轻而易举。江西有很多县城防御力薄弱，连闹粮的老百姓都能攻下。打下县城，要抢什么没有，到这深山里来图什么？
最后，就是一旦王瑾到来，双方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王瑾是吃了败仗穷途末路来投，这倒好办，考察一下他的人品，要是过得去，他就是第八位寨主，要是人品不好，就让他滚蛋。可要是王瑾兵强马壮，山上山下的人马加在一起也打不过他，那就难办了。
对于自己的实力，刘文煌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他和捕盗官军交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江西、湖广两省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利用井冈山五大哨口的天险，就算有上千官军来剿，红营也丝毫不惧。当地官府也清楚这一点，只要红营不攻打县城，官府便当他们不存在。
尽管现在井冈山的局面看起来似乎和三百年后很像，可王瑾要是真把自己当成王委员，把刘文煌、李全斌当成袁文才、王佐，那就是找死了。
从明朝到民国这三百年，中国固然落后了，可也不是全无变化。变化之大，足以让任何生搬硬套的做法都变成自寻死路。
三百年后的袁文才虽然在人才济济的革命先烈中里算得上文化水平低的，可他毕竟也是堂堂的中学肄业生。别小看这个中学肄业，以他的贫寒家境能考得上中学，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苦读，从他的行为来看，也必然是关心政治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努力学习又关心政治的中学生，就算在县里的中学，也能读到进步书刊，还有一些有知识的同志向他介绍马列主义，对于政治理论、国内乃至国际局势的了解足以吊打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堂上的绝大部分士大夫。
而刘文煌虽然也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这个年代绝对算得上了不起的高人，可他的眼界毕竟只有江西、湖南一隅之地而已。他的思想启蒙，靠的是在南方的奴仆、佃户、矿工中传播历史悠久的铲平王运动。
早在洪武年间，广东便有铲平王起事，虽然迅速被官府镇压了，但“铲平王”之名却代代相传，正统、景泰年间，闽浙赣三省的矿工和农民又在叶宗留、邓茂七的领导下，打着“铲平王”的旗号起事。到了明朝末年，荒旱连年，民生艰难，铲平王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万历年间，南直隶太湖、宿松一带有刘汝国自号“济贫王”。到了崇祯年间，虽然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起事，但上山落草之人不计其数，不时爆发饥民抢米事件。崇祯元年时江西安远县有“夺天王”，四年前又有福建的变民攻打江西瑞金。
铲平王的宗旨很简单，就是“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把这世上的不平等铲成平等。尤其对于刘文煌这样天生就处在不平等地位的世代为奴之人来说，这一思想更有吸引力。如此“大逆不道”的思想，却能在小半个中国的穷人之中流传数百年，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铲平王思想在明末当然是极为先进的，但是靠这样简单的平均主义思想来指导，显然搞不出真正的政权。它是伟大的反抗旗帜，却不能作为建设国家的纲领。信奉铲平王的刘文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也只是个中上水平的农民起义者，而且过去与闯军从来没有接触。与三百年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受党组织影响的农民自卫军是完全不同的。
友军的情况不一样，敌军的情况也不一样。江西巡抚解学龙、偏沅巡抚陈睿谟、南赣巡抚潘曾纮，难道有朱培德、何键的本领吗？南赣参将所部倒是比江西北部的那些卫所兵强不少，打本地的土寇时，只要肯出战，基本上战无不胜，两年前还和郑芝龙一起协助广东官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北部九连山地区的土寇。但整体上来说，土寇还是越打越多。此时楚赣边界的乡绅团练水平也一般，没有尹道一、萧家璧那种大规模的地主武装。刘文煌等人没有太大的外部压力，和闯军联合的意愿自然不强。
所以，刘文煌的思维方式从根上来说还是王伦、林冲、晁盖、宋江的那一套。和他谈什么政治目标、阶级界线、革命理论，那是说不通的，王瑾还是要用绿林道的方式来想办法。
周士翟说：“在下已把信递交刘掌柜了，刘掌柜同意见王掌柜一面。只是刘掌柜的神情似乎颇有敌意，还请各位掌柜当心。”
如今余庆在广州的铺子已经开起来了，和起威镖局是合作关系。起威镖局经营广州到江西的商路，郭瑶、白常灿经营广州到湖广的商路，两家有一段路线是重叠的。都要从广州出发，由三水入北江。在英德县的洸口，水路分叉，往东北走韶州、南雄，可翻越梅岭进入江西，往西北走连州，可以进入湖广。
起初双方还有一些冲突，但一来起威也惹不起这些有官军背景的人，二来双方也互相需要。郭瑶、白常灿需要起威在江西的人脉以及经营骡马行的经验，起威需要官兵当保护伞，最后双方便合流了。
周士翟并不知道自己在和流寇打交道，就连他们的掌柜孙可成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以为余庆、丁可泽等人是陕西来的商人，当然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就是了。镖局本就是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中介，所以王瑾派人拿着余庆的印记到起威镖局的吉安分柜让他们送信，他们也就立刻照办了，并带回了刘文煌的回话。倘若他知道王瑾在信中说了什么，恐怕他就未必敢送这封信了。
王瑾在信中直言了自己的来历，提出要和刘文煌“共聚大义”，也就是说，要到井冈山来和他合营。这可是绿林道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强龙跑到地头蛇的地盘来，双方过去还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闹得不好，便是“火并王伦”。
刘文煌接信之后，第一时间便上山到茨坪和李文斌等人商量。一是因为他和山上的六位寨主是生死之交，这种事要同进同退，二是因为山上山下几百户人家，只有盖遇时和魏麟凤两个人识字，要是不上山，他还真不知道这信上说的是什么。
送走了周士翟之后，刘文煌继续和兄弟们商议此事，但大家对于这件事也都不知该如何处理。
首先，他们不知道王瑾是从哪冒出来的。闯军的大名他们倒也听说过，但只当是远在天边的事情，最近也没听说南昌或者长沙方向打大仗，闯军就突然到了井冈山了，这怎么看都不合理。
其次，他们理解不了王瑾为什么要到井冈山来。罗霄山脉中的山头很多，井冈山虽然险要，但是贫穷，并不是什么人见人爱的好地方。倘若来的真是传说中连藩王、巡抚都能消灭的闯军，他们随手打个县城栖身还不是轻而易举。江西有很多县城防御力薄弱，连闹粮的老百姓都能攻下。打下县城，要抢什么没有，到这深山里来图什么？
最后，就是一旦王瑾到来，双方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王瑾是吃了败仗穷途末路来投，这倒好办，考察一下他的人品，要是过得去，他就是第八位寨主，要是人品不好，就让他滚蛋。可要是王瑾兵强马壮，山上山下的人马加在一起也打不过他，那就难办了。
对于自己的实力，刘文煌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他和捕盗官军交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江西、湖广两省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利用井冈山五大哨口的天险，就算有上千官军来剿，红营也丝毫不惧。当地官府也清楚这一点，只要红营不攻打县城，官府便当他们不存在。
尽管现在井冈山的局面看起来似乎和三百年后很像，可王瑾要是真把自己当成王委员，把刘文煌、李全斌当成袁文才、王佐，那就是找死了。
从明朝到民国这三百年，中国固然落后了，可也不是全无变化。变化之大，足以让任何生搬硬套的做法都变成自寻死路。
三百年后的袁文才虽然在人才济济的革命先烈中里算得上文化水平低的，可他毕竟也是堂堂的中学肄业生。别小看这个中学肄业，以他的贫寒家境能考得上中学，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苦读，从他的行为来看，也必然是关心政治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努力学习又关心政治的中学生，就算在县里的中学，也能读到进步书刊，还有一些有知识的同志向他介绍马列主义，对于政治理论、国内乃至国际局势的了解足以吊打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堂上的绝大部分士大夫。
而刘文煌虽然也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这个年代绝对算得上了不起的高人，可他的眼界毕竟只有江西、湖南一隅之地而已。他的思想启蒙，靠的是在南方的奴仆、佃户、矿工中传播历史悠久的铲平王运动。
早在洪武年间，广东便有铲平王起事，虽然迅速被官府镇压了，但“铲平王”之名却代代相传，正统、景泰年间，闽浙赣三省的矿工和农民又在叶宗留、邓茂七的领导下，打着“铲平王”的旗号起事。到了明朝末年，荒旱连年，民生艰难，铲平王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万历年间，南直隶太湖、宿松一带有刘汝国自号“济贫王”。到了崇祯年间，虽然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起事，但上山落草之人不计其数，不时爆发饥民抢米事件。崇祯元年时江西安远县有“夺天王”，四年前又有福建的变民攻打江西瑞金。
铲平王的宗旨很简单，就是“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把这世上的不平等铲成平等。尤其对于刘文煌这样天生就处在不平等地位的世代为奴之人来说，这一思想更有吸引力。如此“大逆不道”的思想，却能在小半个中国的穷人之中流传数百年，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铲平王思想在明末当然是极为先进的，但是靠这样简单的平均主义思想来指导，显然搞不出真正的政权。它是伟大的反抗旗帜，却不能作为建设国家的纲领。信奉铲平王的刘文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也只是个中上水平的农民起义者，而且过去与闯军从来没有接触。与三百年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受党组织影响的农民自卫军是完全不同的。
友军的情况不一样，敌军的情况也不一样。江西巡抚解学龙、偏沅巡抚陈睿谟、南赣巡抚潘曾纮，难道有朱培德、何键的本领吗？南赣参将所部倒是比江西北部的那些卫所兵强不少，打本地的土寇时，只要肯出战，基本上战无不胜，两年前还和郑芝龙一起协助广东官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北部九连山地区的土寇。但整体上来说，土寇还是越打越多。此时楚赣边界的乡绅团练水平也一般，没有尹道一、萧家璧那种大规模的地主武装。刘文煌等人没有太大的外部压力，和闯军联合的意愿自然不强。
所以，刘文煌的思维方式从根上来说还是王伦、林冲、晁盖、宋江的那一套。和他谈什么政治目标、阶级界线、革命理论，那是说不通的，王瑾还是要用绿林道的方式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