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长这一次想来是必中的了！”一名年轻的书生兴奋地说。那个“吴学长”是个年近四旬的中年书生，寒冬腊月还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冻得直哆嗦：“能中自然是最好，也不枉我们赶了六百里路从吉安跑过来。”其他几个同来的书生都在兴奋地议论，仿佛马上就要做官了。
吴侯是江西吉安人，上个月，刘文煌率领闯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吉安。刘文煌和他的红营在吉安极有名望，自从听说他去参加湘南暴动，当地的奴仆全都在翘首企盼。如今红营回来了，就是暴动的信号。奴仆们纷纷捆打主人，烧毁身契，吉安府下辖各县的官府统治秩序完全崩溃，防御形如无物。
为了争取吉安奴仆、棚户的民心，刘文煌辖下的闯军也统一采用红巾裹头的装束。熟悉的扮相，再加上从明朝边军手中缴获的大量铁甲、马匹和闯军老兵的严整队形，带给了吉安人极大的震撼。
吉安是名人辈出的地方，欧阳修、杨万里、胡铨、文天祥、解缙、胡广、彭时、杨士奇……但有这么多著名的文人、名臣，同时也意味着本地的士绅势力特别强大。一块地既然能长庄稼，当然也能长杂草，本地的劣绅也不在少数。
读书人越多，进学的道路就越窄，像吴侯这种家穷人丑脾气臭的家伙，连县试都通过不了。一方面是他好说怪话，爱打抱不平，总得罪人，另一方面是他喜欢写古文，写唐代的那种四六骈文，坚定地认为八股文是垃圾，就算主管官员不徇私舞弊，他也一样考不上。
但吴侯也并不是没有才学，他写得一手好诗，又熟读经史，文化水平还是有的。穷得没辙的时候，也做过帮人代写状纸的活计，对于司法工作比较熟悉。
闯军占领吉安之后，原本把持府学、县学的豪绅们一个个被捆打游街，吴侯等一干平时受他们欺压的穷书生无不拍手叫好。王瑾对待士绅，要么一刀砍了，要么客客气气。而吉安的奴仆们没那么狠，对于那些平素欺压过他们的主人，大多是打一顿就完事了，极少闹出人命。
王瑾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这些士绅又不像马世耀、郝摇旗那样，犯了错误之后打一顿就能学好。打完之后，他们记了仇，将来还是会想办法报复。所以王瑾对待士绅，要么优待，要么直接弄死。
吉安奴仆们没想这么多，他们只觉得把过去被殴打虐待的气出了就满足了，趁机跟着起哄的烂人们也是抢掠了些财物便心满意足，谁也没去想那么远的事情。像吴侯这样的读书人更有见识，也觉得只要把劣绅们打趴下，换了官府，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
很快，知府衙门贴出了告示，奉天倡义营在衡州举行科举，无论什么出身均可参加，唯一要求就是识字，除此之外再无任何限制。
此消息一出，有两批人最为欢欣鼓舞。一批就是吴侯这样之前没能进学的底层读书人。新官府刚刚建立，急需人才，录取标准肯定会放宽。而且这次考试是分科进行的，八股与策论的考试分开。对于吴侯这种好读史书，又不擅长八股文的人来说，这就是巨大的优势了。
另一批就是胥吏，他们久居“贱役”，世代不得应科举。虽然其中很多人就是披着公门皮的黑社会，但也确实有一部分胥吏是有真本事的，如今有了参加科举的机会，有可能实现从吏到官的人生飞跃，岂能不欣喜若狂。
北宋端拱年间，有一个叫陈贻庆的胥吏参加科举，以周易学究及第，不料，宋太宗赵光义勃然大怒：“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下令剥夺陈贻庆的功名，赶回原单位去，并且严令不许胥吏再参加科举。
朱元璋即位之后，又强化了这一制度：“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劝。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做过老百姓，自然受过不少胥吏的欺压，他会对胥吏有这样的看法也并不奇怪。但是，胥吏的心术为什么会败坏呢？没有工资，没有晋升渠道，官员还把他们当成奴才说打就打，这样的一个阶层，能不腐化堕落，能不盘剥百姓吗？
李自成和其他闯军将领，做老百姓的时候也没少被胥吏欺压，但与朱元璋不同的是，李自成先做驿卒，后做里长，都是介于胥吏和百姓之间的身份，只有艾家这样的豪绅才能欺压他，一般的胥吏是欺负不到他头上的，初期参与起义的兄弟里也有一些是底层的胥吏。
今后三百年里的胥吏都要感谢张礼，有这样一个胥吏出身的闯军元勋在，不管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对胥吏有多歧视，张礼用一句“老子就是胥吏”就能顶回去。
此外，还有一些破产的小商人、识字的伙计，也打算碰碰运气。
所有要去衡州应考的人都到知府衙门来报道，由刘文煌派人统一送去衡州，要不然这帮人大多连路费都出不起。闯军初来乍到，一般的读书人都担心“从贼”问题，不敢贸然参与闯军的科举，而这些底层的读书人，往往出身于中农、小商人、胥吏之类的家庭，本来就已经穷得不剩什么了，在明末的这场大灾难中大量地破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一条性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赌的了，赌赢了就换个官做，一跃冲天，赌输了也不过就是赔命而已，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从湖南、赣南、粤北、桂北等地赶来的读书人，少数有钱的自己住客店，没钱的都被集中在石鼓书院居住。石鼓书院的改造还没完成，这些人有很多不得不住在武侯祠、节公祠、朱陵祠等地方，睡的是大通铺，旁边就是叮叮咣咣的工地，待遇着实不好。好在田见秀对他们还比较优待，拨款不少，具体负责此事的蔡仕给这些穷书生每人发了一套被褥，房间里摆上火盆，伙食待遇也好于一般的士兵。
虽然现在湖南连剿灭残余明军的工作都没有完全完成，但田见秀还是决定在新年之前开科举。一个新建的政权，有两件事最能彰显合法性，一个是屯田，另一个就是开科举。
屯田现在闯军还没法大规模去搞，因为湖南的抛荒土地没有北方多，大部分土地即便是归藩王、豪绅所有，上面也是有佃户的，闯军总不能赶走他们，所以只在很有限的几处地方安置家眷和年龄较大的士兵屯垦。而科举却是可以立刻马上就办的。
屯田证明你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科举证明你是认可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证明这个政权计划长期地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进行统治，给掌握着社会舆论和知识文化的读书人以晋升渠道，这是新政权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基础。
吴侯是江西吉安人，上个月，刘文煌率领闯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吉安。刘文煌和他的红营在吉安极有名望，自从听说他去参加湘南暴动，当地的奴仆全都在翘首企盼。如今红营回来了，就是暴动的信号。奴仆们纷纷捆打主人，烧毁身契，吉安府下辖各县的官府统治秩序完全崩溃，防御形如无物。
为了争取吉安奴仆、棚户的民心，刘文煌辖下的闯军也统一采用红巾裹头的装束。熟悉的扮相，再加上从明朝边军手中缴获的大量铁甲、马匹和闯军老兵的严整队形，带给了吉安人极大的震撼。
吉安是名人辈出的地方，欧阳修、杨万里、胡铨、文天祥、解缙、胡广、彭时、杨士奇……但有这么多著名的文人、名臣，同时也意味着本地的士绅势力特别强大。一块地既然能长庄稼，当然也能长杂草，本地的劣绅也不在少数。
读书人越多，进学的道路就越窄，像吴侯这种家穷人丑脾气臭的家伙，连县试都通过不了。一方面是他好说怪话，爱打抱不平，总得罪人，另一方面是他喜欢写古文，写唐代的那种四六骈文，坚定地认为八股文是垃圾，就算主管官员不徇私舞弊，他也一样考不上。
但吴侯也并不是没有才学，他写得一手好诗，又熟读经史，文化水平还是有的。穷得没辙的时候，也做过帮人代写状纸的活计，对于司法工作比较熟悉。
闯军占领吉安之后，原本把持府学、县学的豪绅们一个个被捆打游街，吴侯等一干平时受他们欺压的穷书生无不拍手叫好。王瑾对待士绅，要么一刀砍了，要么客客气气。而吉安的奴仆们没那么狠，对于那些平素欺压过他们的主人，大多是打一顿就完事了，极少闹出人命。
王瑾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这些士绅又不像马世耀、郝摇旗那样，犯了错误之后打一顿就能学好。打完之后，他们记了仇，将来还是会想办法报复。所以王瑾对待士绅，要么优待，要么直接弄死。
吉安奴仆们没想这么多，他们只觉得把过去被殴打虐待的气出了就满足了，趁机跟着起哄的烂人们也是抢掠了些财物便心满意足，谁也没去想那么远的事情。像吴侯这样的读书人更有见识，也觉得只要把劣绅们打趴下，换了官府，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
很快，知府衙门贴出了告示，奉天倡义营在衡州举行科举，无论什么出身均可参加，唯一要求就是识字，除此之外再无任何限制。
此消息一出，有两批人最为欢欣鼓舞。一批就是吴侯这样之前没能进学的底层读书人。新官府刚刚建立，急需人才，录取标准肯定会放宽。而且这次考试是分科进行的，八股与策论的考试分开。对于吴侯这种好读史书，又不擅长八股文的人来说，这就是巨大的优势了。
另一批就是胥吏，他们久居“贱役”，世代不得应科举。虽然其中很多人就是披着公门皮的黑社会，但也确实有一部分胥吏是有真本事的，如今有了参加科举的机会，有可能实现从吏到官的人生飞跃，岂能不欣喜若狂。
北宋端拱年间，有一个叫陈贻庆的胥吏参加科举，以周易学究及第，不料，宋太宗赵光义勃然大怒：“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下令剥夺陈贻庆的功名，赶回原单位去，并且严令不许胥吏再参加科举。
朱元璋即位之后，又强化了这一制度：“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劝。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做过老百姓，自然受过不少胥吏的欺压，他会对胥吏有这样的看法也并不奇怪。但是，胥吏的心术为什么会败坏呢？没有工资，没有晋升渠道，官员还把他们当成奴才说打就打，这样的一个阶层，能不腐化堕落，能不盘剥百姓吗？
李自成和其他闯军将领，做老百姓的时候也没少被胥吏欺压，但与朱元璋不同的是，李自成先做驿卒，后做里长，都是介于胥吏和百姓之间的身份，只有艾家这样的豪绅才能欺压他，一般的胥吏是欺负不到他头上的，初期参与起义的兄弟里也有一些是底层的胥吏。
今后三百年里的胥吏都要感谢张礼，有这样一个胥吏出身的闯军元勋在，不管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对胥吏有多歧视，张礼用一句“老子就是胥吏”就能顶回去。
此外，还有一些破产的小商人、识字的伙计，也打算碰碰运气。
所有要去衡州应考的人都到知府衙门来报道，由刘文煌派人统一送去衡州，要不然这帮人大多连路费都出不起。闯军初来乍到，一般的读书人都担心“从贼”问题，不敢贸然参与闯军的科举，而这些底层的读书人，往往出身于中农、小商人、胥吏之类的家庭，本来就已经穷得不剩什么了，在明末的这场大灾难中大量地破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一条性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赌的了，赌赢了就换个官做，一跃冲天，赌输了也不过就是赔命而已，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从湖南、赣南、粤北、桂北等地赶来的读书人，少数有钱的自己住客店，没钱的都被集中在石鼓书院居住。石鼓书院的改造还没完成，这些人有很多不得不住在武侯祠、节公祠、朱陵祠等地方，睡的是大通铺，旁边就是叮叮咣咣的工地，待遇着实不好。好在田见秀对他们还比较优待，拨款不少，具体负责此事的蔡仕给这些穷书生每人发了一套被褥，房间里摆上火盆，伙食待遇也好于一般的士兵。
虽然现在湖南连剿灭残余明军的工作都没有完全完成，但田见秀还是决定在新年之前开科举。一个新建的政权，有两件事最能彰显合法性，一个是屯田，另一个就是开科举。
屯田现在闯军还没法大规模去搞，因为湖南的抛荒土地没有北方多，大部分土地即便是归藩王、豪绅所有，上面也是有佃户的，闯军总不能赶走他们，所以只在很有限的几处地方安置家眷和年龄较大的士兵屯垦。而科举却是可以立刻马上就办的。
屯田证明你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科举证明你是认可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证明这个政权计划长期地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进行统治，给掌握着社会舆论和知识文化的读书人以晋升渠道，这是新政权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