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三月,正当《西安事变》的导演成荫,站在百老汇大厦的楼顶曝光张学良的秘会路线时。

    一辆架着摄像机的面包车,正从他的脚下缓缓驶过。

    然后横渡外白渡桥,再从外滩一路拍到了南京路。

    这辆摄像车里坐着的一位年轻人,就是自掏腰包35亿日元拍摄纪录片《长江》的日-本歌手佐田雅志。

    和大多数拒不认罪的鬼子不同,佐田的姓名后缀还是可以带个君的。

    由他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长江》,记录了自沪城到蓉城长江沿线的市井城乡、山川风光。

    其中大量片段于两年后被央视直接引用,制作出了一部人民群众至今留有印象的纪录片《话说长江》。

    而在浦江刚刚结束的“新星音乐会”演出现场,由吴国松演唱的那首《男子汉宣言》,就是改自佐田雅志的歌曲《关白宣言》。

    就在这辆摄像车缓缓驶过和平饭店时,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里,一圈沙发外加几张靠背椅都给坐了个满满当当。

    一场电影看下来,一屋子的人是依得依、靠得靠。

    什么姿势舒服,就摆什么造型。

    几杯热茶,几缕薄烟。

    几位社会主义的热心群众,正在想方设法的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从文字入手,了解并驾驭资本主义的文化。

    “我倒觉得用卡桑德拉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从十来岁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业的王世襄,表示:“打小起,我就记不住这些外国名,基本就是读了后面、忘了前面。”

    “我们那时候,”朱家晋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什么固定的译名,都是各叫各的,有时候碰面聊天说了半天,到最后才发现说得是同一个人。”

    其实此时的固定译语也不多,但相对早些年代已经算是有本可依了。

    “我的一位邻居是位老翻译,”江山看了眼胡啸:“就是李叔。”

    胡啸点点头,继续听着。

    “他们当初在干校翻书之前,得先坐在一块统一好人物、地点的译名,然后再各自分章动笔。但这场会在当时可不是好开得,”

    江山说到这摆了摆手:“一個个的建议,别提有多丰富了!”

    “别说是他们,”王世襄:“我问你们,Fontainebleau这个词怎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