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掌柜的，分开了，我们怎么还称呼你掌柜的？”
中年人马上说：“我本来就是花都商行的掌柜的呀。”
众人笑了，大家闲聊起其他的事情来。
这些人是新来的缅甸工委成员，那个四十岁的人是新到任的缅甸工高官樊纲。
樊钢是广东人，但他会说一口安庆话，因为他五年前任职地下党安庆市高官。
周林那次见三号时，他虽说不知道内情，不知三号见谁。但是他知道，安庆的两位党员同志，随着那次会见，离开了安庆，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三年前，樊纲调入了延安，被那人器重，这次竟让他外放出了延安，来到异国他乡的缅甸。
这次，为了安排他们，延安也是费了心，他们是提前半个月乘船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乘海船来仰光。
在他们到达了新加坡时，延安才宣布了调令。
这主要是从保护他们的角度出发，按惯例，都是先任命再就职。但那样容易给日本人提供机会捕捉到他们的行踪。
所以这次，延安便让他们先赴任，在他们走后十几天，才宣布对他们的任命，这样日本人就会想到樊纲没有这快来仰光。
他们的这个时间差很妙，一般人都会骗过。
可惜的是，日本人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他们每经过一站，都有消息传到山田这里，而山田也知道了他们的下一步是要干什么。
樊纲不知这些，他的脑海中还在回忆着延安的事。
在他动身前，有两个人见了他，跟他进行了交谈。
一个人就是器重他的那个人，他告诉樊纲，只要能在缅甸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樊纲回去就可以再升一级。
除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外，那人要樊纲摸清楚，“蝶”现在去了哪里，是在缅甸？还是在印度？
另外一个见他的人就是三号，三号要求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去做事，时刻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樊纲明白三号的意思，但是，那人可是他的伯乐啊！
就这样，樊纲边想着边睡着了。
1943年1月16日，樊钢一行终于到了仰光。
中年人马上说：“我本来就是花都商行的掌柜的呀。”
众人笑了，大家闲聊起其他的事情来。
这些人是新来的缅甸工委成员，那个四十岁的人是新到任的缅甸工高官樊纲。
樊钢是广东人，但他会说一口安庆话，因为他五年前任职地下党安庆市高官。
周林那次见三号时，他虽说不知道内情，不知三号见谁。但是他知道，安庆的两位党员同志，随着那次会见，离开了安庆，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三年前，樊纲调入了延安，被那人器重，这次竟让他外放出了延安，来到异国他乡的缅甸。
这次，为了安排他们，延安也是费了心，他们是提前半个月乘船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乘海船来仰光。
在他们到达了新加坡时，延安才宣布了调令。
这主要是从保护他们的角度出发，按惯例，都是先任命再就职。但那样容易给日本人提供机会捕捉到他们的行踪。
所以这次，延安便让他们先赴任，在他们走后十几天，才宣布对他们的任命，这样日本人就会想到樊纲没有这快来仰光。
他们的这个时间差很妙，一般人都会骗过。
可惜的是，日本人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他们每经过一站，都有消息传到山田这里，而山田也知道了他们的下一步是要干什么。
樊纲不知这些，他的脑海中还在回忆着延安的事。
在他动身前，有两个人见了他，跟他进行了交谈。
一个人就是器重他的那个人，他告诉樊纲，只要能在缅甸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樊纲回去就可以再升一级。
除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外，那人要樊纲摸清楚，“蝶”现在去了哪里，是在缅甸？还是在印度？
另外一个见他的人就是三号，三号要求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去做事，时刻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樊纲明白三号的意思，但是，那人可是他的伯乐啊！
就这样，樊纲边想着边睡着了。
1943年1月16日，樊钢一行终于到了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