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瓖原本以为这就改朝换代了，自己还能富贵一生。可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李自成在北京没坚持几个月，在一片石被满清八旗和吴三桂的联军杀的大败，紧接着李自成一路大败，最后退到陕西固守潼关。
李自成败出北京后，崇祯十七年四月满清派遣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追击李自成。知道李自成败退消息的姜瓖率亲信对城中大顺军动手，将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杀死。就在姜瓖扑杀起义军首领之后，清军于五月十日兵临大同，姜瓖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仍旧委以总兵职务。
南明弘光元年七月姜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这可是个大罪名。
不过四姓家奴自有化解之道，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军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刚林骂了他半天，最后才宣布：“你这个家伙犯了很多罪，但是我大清宽仁，摄政王下旨让你功过相抵，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以后好好干”。
其实这是满清一向的政策，那就是除了自己人最信任蒙古人，接着信任在关外就跟随自己的辽东汉人，对入关后投靠自己的这些新附军还是很提防的。本来多尔衮只是想要敲打姜瓖一番，好让他好好干活。可是哪想到姜瓖这个四姓家奴却生出来别样心思。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服软，至此不满的种子在姜瓖心中发芽。这以后的几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更是加重了官民的负担，这让视山西为禁脔的姜瓖大为不满。
姜瓖降清后，虽然仍旧委以总兵职务，但军权在清将吴惟华手中，并由英亲王阿济格坐镇。清廷对姜瓖始终不予理会，姜瓖依然仍旧没有大权。英亲王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他坐镇大同，借口大同汉人拒绝剃头梳辫，便滥杀无辜，为官不仁。就在姜瓖的不满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掀起反清新高潮的消息传到山西，这时候阿济格被多尔衮闲置在北京，吴惟华等满汉八旗都调到南方平叛，山西这里成了姜瓖的天下，所以姜瓖在神武元年九月，在山西大同举起义旗，再一次背叛他的主子。姜瓖宣布易服留发，自号为大将军，宣布效忠南明神武皇帝。
当然效忠朱宏三倒不是姜瓖目光远大，实在是他远在山西，只是到江西福建效忠朱宏三，不知道在广西还有个永历皇帝。不过姜瓖错打错着，效忠朱宏三给姜瓖带来了大量的援助。广东的朱宏三就连山东的土匪都给兵器，更别说姜瓖这种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军阀了。在十月广东的朱宏三接到姜瓖效忠自己的消息后，立刻下旨封姜瓖为代王，世镇山西。这个命令朝中的大臣们纷纷反对，金声桓和李成栋封为郡王已经不妥了，但是这是战时没办法，这次又弄了个亲王，还讲不讲国家的法度？
不过朱宏三根本没搭理这帮臭老九，直接下中旨亲封姜瓖为代王。要知道山西离广东十万八千里，要人家挨刀不给好处，这种事朱宏三还干不出来。在封王的同时朱宏三命令北方的锦衣卫尽全力帮助姜瓖，一定要让满清身后这颗钉子多发挥作用。
姜瓖接到神武皇帝的封赏和援助不负众望，这个时候满清占据的北方腹地空虚，正是姜瓖发展的好时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姜瓖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南明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满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他们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拥明势力的历史。然而纵观全局，清初的复明运动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领导的反清决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瓖起事以后，满清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弄死自己最大的竞争者豪格，并自称为皇父摄政王，现在他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多尔衮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姜瓖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然而，不熟悉阶*级斗争的多尔衮不知道姜瓖反清的导火线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姜瓖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从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迅速，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有着客观原因的：第一，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不到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
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到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朱宏三语：我都说了是招天谴！）。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
多尔衮见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姜瓖，只有在山西边境布设重兵，防范姜瓖出来捣乱，等到多铎消灭南明抵抗势力后在回过头来对付姜瓖。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瓖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这反映了他们不大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排斥，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
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是为了什么，也不清楚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的原因。
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吕大器等人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直到清廷消灭姜瓖后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
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姜瓖、刘迁、王永强、虞胤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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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败出北京后，崇祯十七年四月满清派遣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追击李自成。知道李自成败退消息的姜瓖率亲信对城中大顺军动手，将大顺军守将柯天相和张天琳杀死。就在姜瓖扑杀起义军首领之后，清军于五月十日兵临大同，姜瓖投降清英亲王阿济格，仍旧委以总兵职务。
南明弘光元年七月姜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这可是个大罪名。
不过四姓家奴自有化解之道，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军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刚林骂了他半天，最后才宣布：“你这个家伙犯了很多罪，但是我大清宽仁，摄政王下旨让你功过相抵，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以后好好干”。
其实这是满清一向的政策，那就是除了自己人最信任蒙古人，接着信任在关外就跟随自己的辽东汉人，对入关后投靠自己的这些新附军还是很提防的。本来多尔衮只是想要敲打姜瓖一番，好让他好好干活。可是哪想到姜瓖这个四姓家奴却生出来别样心思。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服软，至此不满的种子在姜瓖心中发芽。这以后的几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更是加重了官民的负担，这让视山西为禁脔的姜瓖大为不满。
姜瓖降清后，虽然仍旧委以总兵职务，但军权在清将吴惟华手中，并由英亲王阿济格坐镇。清廷对姜瓖始终不予理会，姜瓖依然仍旧没有大权。英亲王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他坐镇大同，借口大同汉人拒绝剃头梳辫，便滥杀无辜，为官不仁。就在姜瓖的不满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掀起反清新高潮的消息传到山西，这时候阿济格被多尔衮闲置在北京，吴惟华等满汉八旗都调到南方平叛，山西这里成了姜瓖的天下，所以姜瓖在神武元年九月，在山西大同举起义旗，再一次背叛他的主子。姜瓖宣布易服留发，自号为大将军，宣布效忠南明神武皇帝。
当然效忠朱宏三倒不是姜瓖目光远大，实在是他远在山西，只是到江西福建效忠朱宏三，不知道在广西还有个永历皇帝。不过姜瓖错打错着，效忠朱宏三给姜瓖带来了大量的援助。广东的朱宏三就连山东的土匪都给兵器，更别说姜瓖这种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军阀了。在十月广东的朱宏三接到姜瓖效忠自己的消息后，立刻下旨封姜瓖为代王，世镇山西。这个命令朝中的大臣们纷纷反对，金声桓和李成栋封为郡王已经不妥了，但是这是战时没办法，这次又弄了个亲王，还讲不讲国家的法度？
不过朱宏三根本没搭理这帮臭老九，直接下中旨亲封姜瓖为代王。要知道山西离广东十万八千里，要人家挨刀不给好处，这种事朱宏三还干不出来。在封王的同时朱宏三命令北方的锦衣卫尽全力帮助姜瓖，一定要让满清身后这颗钉子多发挥作用。
姜瓖接到神武皇帝的封赏和援助不负众望，这个时候满清占据的北方腹地空虚，正是姜瓖发展的好时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姜瓖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南明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满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他们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拥明势力的历史。然而纵观全局，清初的复明运动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领导的反清决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瓖起事以后，满清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弄死自己最大的竞争者豪格，并自称为皇父摄政王，现在他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多尔衮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姜瓖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然而，不熟悉阶*级斗争的多尔衮不知道姜瓖反清的导火线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姜瓖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从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迅速，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有着客观原因的：第一，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不到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
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到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朱宏三语：我都说了是招天谴！）。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
多尔衮见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姜瓖，只有在山西边境布设重兵，防范姜瓖出来捣乱，等到多铎消灭南明抵抗势力后在回过头来对付姜瓖。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瓖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这反映了他们不大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排斥，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
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是为了什么，也不清楚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的原因。
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吕大器等人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直到清廷消灭姜瓖后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
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姜瓖、刘迁、王永强、虞胤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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