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一网打尽”
9月7号，学生开学的第七天，出国近两个月的田文建终于回来了。
如果他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无疑会因此而在他那漂亮的履历上留下一小小的污点。还好他执教的是大学，开学要比中小学晚一些。不仅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甚至还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令苏校长、李***等校领导哭笑不得的是，田大教授似乎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不是那么上心。报了个到、露了个脸之后，又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万事开头难，田文建是真忙。
至于长江学者的待遇和荣誉，别说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就算不忙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并不意味着他淡泊名利，而是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些真没什么吸引力。毕竟连北大清华的博士和硕士，国际上都说承认就承认，说不承认就相当于一张废纸。这些学者教授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纽约爱滋病联盟承诺提供六十七万美元的资助，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金龙博士我们也见着了，他愿意无偿捐赠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大扶康。虽然不能治疗爱滋病，但对两种机会性感染—隐球菌性脑膜炎和食道念珠菌感染非常有效。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葛兰素史克先生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给600名晚期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我的朋友’基金会副主席乔纳森先生，将于半个月后来龙江实地考察。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资金或药品援助……”
高新区江天集团总部会议室济济一堂，总算没有空手而归的田文建和贺秉苏教授，正给天南海北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介绍此行的收获。
看着众人兴奋不已的样子，田文建不禁暗自苦笑了起来。六百多万美元的善款和药品，咋一看的确很多。可这些点钱和药品，对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还是强作欢笑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善款，都来自于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华人的捐赠。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只要我们能把善款和药品公开透明的用到实处，我想国内的成功人士也同样会慷慨解囊的。”
他的话音刚落，从京城天坛医院赶来的吴医生，忍不住地问道：“田教授，您是说我们除了向海外募款之外，今后也要像红会一样，接受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不等田文建开口，刚刚环游完世界，眼界大开的贺教授，呵呵笑道：“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给多少收多少，对于善款，咱们是来者不拒。”
向社会公开募集，可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相关部门对此的关注程度，比非法吸储还有之过而无不及。好在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可以取缔基金会的基本法23条也没有获得通过，只需要建立一条“洗钱”渠道，完全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法规。
对此，田大教授早有准备，甚至还请大洋彼岸的“专业人士”安晓彬出山，兼任香港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专门研究“洗钱”及“合理避税”的相关事宜。
做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事情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文建立即岔开了话题，冲正翻看着受捐记录的陈红军，若有所思地说道：“陈董，基金会他们一时半会是取缔不了，但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仍然要受相关部门监管。另外我们的药品虽然不进入市场流通，可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同样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你的大力配合啊。”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对艾滋病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国内的艾滋病药品市场尚未启动。尽管国内有几家药厂，相继“研制”出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等抗艾药品，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尚未投产。
面对着国内医药公司那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国外的药价，出于成本考虑，田文建只能从国外或香港采购。
让海关、药监、税务和卫生部门为名不经正传的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专门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红军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好几百万呢，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放心，我明天就去京城。”
“那我们呢，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京城佑安医院传染病科赶来陈医师坐不住了，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同行后，蓦地站了起来。
田文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朝对面的贺教授，呵呵笑道：“贺老，您是基金会第一任总干事，您看着安排吧。”
9月7号，学生开学的第七天，出国近两个月的田文建终于回来了。
如果他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无疑会因此而在他那漂亮的履历上留下一小小的污点。还好他执教的是大学，开学要比中小学晚一些。不仅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甚至还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令苏校长、李***等校领导哭笑不得的是，田大教授似乎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不是那么上心。报了个到、露了个脸之后，又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万事开头难，田文建是真忙。
至于长江学者的待遇和荣誉，别说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就算不忙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并不意味着他淡泊名利，而是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些真没什么吸引力。毕竟连北大清华的博士和硕士，国际上都说承认就承认，说不承认就相当于一张废纸。这些学者教授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纽约爱滋病联盟承诺提供六十七万美元的资助，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金龙博士我们也见着了，他愿意无偿捐赠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大扶康。虽然不能治疗爱滋病，但对两种机会性感染—隐球菌性脑膜炎和食道念珠菌感染非常有效。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葛兰素史克先生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给600名晚期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我的朋友’基金会副主席乔纳森先生，将于半个月后来龙江实地考察。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资金或药品援助……”
高新区江天集团总部会议室济济一堂，总算没有空手而归的田文建和贺秉苏教授，正给天南海北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介绍此行的收获。
看着众人兴奋不已的样子，田文建不禁暗自苦笑了起来。六百多万美元的善款和药品，咋一看的确很多。可这些点钱和药品，对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还是强作欢笑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善款，都来自于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华人的捐赠。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只要我们能把善款和药品公开透明的用到实处，我想国内的成功人士也同样会慷慨解囊的。”
他的话音刚落，从京城天坛医院赶来的吴医生，忍不住地问道：“田教授，您是说我们除了向海外募款之外，今后也要像红会一样，接受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不等田文建开口，刚刚环游完世界，眼界大开的贺教授，呵呵笑道：“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给多少收多少，对于善款，咱们是来者不拒。”
向社会公开募集，可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相关部门对此的关注程度，比非法吸储还有之过而无不及。好在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可以取缔基金会的基本法23条也没有获得通过，只需要建立一条“洗钱”渠道，完全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法规。
对此，田大教授早有准备，甚至还请大洋彼岸的“专业人士”安晓彬出山，兼任香港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专门研究“洗钱”及“合理避税”的相关事宜。
做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事情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文建立即岔开了话题，冲正翻看着受捐记录的陈红军，若有所思地说道：“陈董，基金会他们一时半会是取缔不了，但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仍然要受相关部门监管。另外我们的药品虽然不进入市场流通，可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同样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你的大力配合啊。”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对艾滋病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国内的艾滋病药品市场尚未启动。尽管国内有几家药厂，相继“研制”出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等抗艾药品，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尚未投产。
面对着国内医药公司那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国外的药价，出于成本考虑，田文建只能从国外或香港采购。
让海关、药监、税务和卫生部门为名不经正传的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专门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红军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好几百万呢，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放心，我明天就去京城。”
“那我们呢，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京城佑安医院传染病科赶来陈医师坐不住了，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同行后，蓦地站了起来。
田文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朝对面的贺教授，呵呵笑道：“贺老，您是基金会第一任总干事，您看着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