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了妥协,我’死了’,他们选择跟亚圣书院私了,跟李建业私了,他们让人拿钱买断了我这些经历,拿人手软。

    现在我又’活了’,他们怎么面对?……呵呵,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死了更干净吧。”

    与几名刑警相比,张雅兰的情绪反倒显得十分平静,历经磨难的她本该在家里得到亲人的安慰和支持,显然,并没有。

    张雅兰继续道:“我在家住了三天,带着孩子,这三天里,我的父母一直暗戳戳地商量着,我只能等待他们商量的结果。

    第四天,他们把我叫到饭厅,我们坐在餐桌前,那是一次特别正式的谈话。

    真是讽刺,以前家里住小房子的时候,我想象过,什么时候能像电视剧里一样,一家人坐在一个正儿八经的餐桌前,而不是吃饭也要在茶几上凑合。

    现在倒是都有了,就是变了味道。

    他们是来通知我最终决定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孩子必须送走,他们觉得孩子是我的污点;

    第二,这一年的事不准提,他们嫌丢人,同时也害怕已经到手的房子、车、钱出什么岔子。我爸连理由都帮我编好了,就说我这一年抑郁了,看病去了;

    第三,我必须从形象上做出改变,瘦下来,不再浓妆艳抹,用他们的话来说,‘像原先一样,有个学生样子’,然后就是回学校,考大学。

    他们让我跳过这一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这话说出来好简单是不是?有点可笑是不是?

    可我真的考虑过,我真的,真的试着按他们说的来。

    我还年轻,就算荒废了一年,很多事情真的还可以捡起来重来的。

    唯独送走孩子,我不能同意。

    我最难的时候,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谁都不记得的时候,他才是跟我血脉相连最亲的人,而我的父母……他们只会计较利益,我怎么可能为了他们的计较抛弃这个孩子?

    我跟他们商量,只要把孩子留下,我就这一个条件,其他的什么我都可以答应,我甚至连考清华考北大这样的事,都敢承诺。

    可是,不行,死活不同意。

    他们跟我摆事实,讲道理,说了一大堆,什么带个孩子以后无论上学,工作,还是结婚,尤其是结婚,肯定要受影响,什么我没法想象今后日子有多艰难……

    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抛开面子不谈,他们的确也在为我打算,但我就是不同意。”

    张雅兰苦笑一下,“僵持不下的结果,我们都耗尽了耐心,可能就像所有离婚的人一样吧,一开始是一件事意见不合,升级到恶语相向,再升级到相互憎恨,恨不得杀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