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真正的大事
王仁表在治河的第一线兢兢业业，郭炜此刻却已经把治河的事情搁到了一边。（，《》）当然，在和平时期，治河基本上就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了，不过既然郭炜在之前已经把相关事宜都分解到了有关部门，目前第一线也有专人负责，剩下来的事情也就不是他日日操心得了的。
说到底，郭炜并不是什么水利专家，关于束水攻沙之类的治河方略，他当年也就是在论坛上听过那么一耳朵，看过几篇帖子而已，到了这个时代，利用前人的经验指出个大概的方向还行，具体的东西他可拿不出来。
好在郭炜也没有打算事必躬亲，既然已经坐在了这个位置上，而且因为机缘巧合与自己的努力，有了相当的威望和权力。到了这种地步，他也就是需要在基本战略、基本政策方面把把关，指明一个可行的方向，然后就把具体的事务下放给相应的部门和官员负责即可。顶多再给这些部门制定一套工程化的流程，让管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有一个工程管理的思路就好了，而在其中，工部显然是最容易接受郭炜这一套管理方法的部门，尤其是其中主管水利、治河的水部。
所以兵部职方司等部门参与工程测绘、工部进行工程前期测试和规划方案论证，然后经过两府严密审议决定治河工程的总体规划，最终将工程方案交付工程实际负责人执行，这一套流程执行得非常顺利。
尤其让郭炜感到欣慰的，就是“提出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小规模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反馈论证→根据论证结果拟定工程方案”这一套标准流程的制定和推广，当然，将来还会从工程的实际结果反馈来检讨当初的方案。
在郭炜看来，这种流程的意义比“束水攻沙治河法”可能成功的意义要大得多。尽管工部历年来的水利工程都是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方法做下来的，不过不自觉地遵照规律去做，那是经验主义，其中盲目的成分未免太多了，而找到一套合乎规律的流程来做事，第一次做的时候或许会增加不少繁琐的小事杂事，但是这些小事杂事都是为今后的同类工作积累数据的，因而将来必定能够越做越顺。
只不过一些部门需要增加数学统计人员了……
正因为郭炜是以此次的治河工程来铺流程积累经验的，所以在方案论证的过程中他倒是几乎投入了大部分的精力，不过一等最终的工程方案形成之后，他就不再具体过问此事了，而且他也并不真正关心“束水攻沙治河法”是否像网上吹的那样成功。
只要治河人员慢慢地形成积累数据的习惯，慢慢地学会根据数据统计来总结工程经验，随着各项技术的进步，治河总是会越来越容易的吧。
郭炜现在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到了田亩上去，投到了这个农业社会当中最基本的财政收入来源上去了。
治理国家嘛，管好人、训练好军队……这些当然都是顶顶重要的，不过财政问题从来都是核心问题。有多少本来还可以抢救一下的晚期王朝就是因为财政出了大问题而瞬间崩溃，又有多少新兴势力因为财政问题而停住了扩张的脚步，打仗固然是打后勤，是烧钱，郭炜从这些年四处征战的经历当中也深深地知道了，用仁政来安定人心同样是需要烧钱的——或许这些投入在将来都是可以收回来的，但是前期的投入从来都没法含糊的。
当然，解决财政问题有很多种手段。
譬如可以直接开抢——在战国时期就是军功授爵制度，打下来敌国的城池土地，敌国的公库当然是直接充公以补充战争消耗，民间财帛或许纵容士卒抢掠以保持士气，新征服的土地则在公室占据大部分之后，划出一部分根据军功奖励士卒，以激励民间的耕战风气；在北方的胡虏而言就是打草谷，不管是敌人的府库还是平民百姓家的财货，甚至平民百姓自己，财货全部抢光，人口杀死老弱和顽抗者，剩下的全部掳掠为奴，当然在虏主、贵人和奴仆之间会有一套分配标准。这个一般是针对敌对势力，需要有得可抢。
譬如可以针对国内的特定人群直接加税——像汉武帝针对商人的算缗和告缗，以及历年来比较普遍的卖官鬻爵。这个比直接开抢要文雅了许多，不过对特定人群的伤害比较大，或者对官场风气的伤害比较大，一般需要反复斟酌慎重行事。
譬如可以拓展贸易活跃经济，用开源的办法增收——这个例子就更多了，从汉朝通西域到南汉、清源军搞海贸都是如此，一般来说也是穿越者的首选。
最后还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改革税制进行结构性增税——从商鞅、桑弘羊到杨炎，还有后世的王安石、张居正，无不是干这个的，干得好了兴国安邦，干得坏了身败名裂。这种心思轻易动不得，如果不能理清楚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不能用新制度促生依附于自己的新兴利益集团，或者这个新兴利益集团不够强力，那么域内沸反盈天、人亡政息、被反攻倒算身死族灭……真的是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不过一般穿越者第二喜欢干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都自信具备穿透历史迷雾的目光，看得到也把握得住历史的必然性。
眼下的郭炜自然也是不脱穿越者的本色，他已经打算多管齐下来给朝廷增收了。至于节流？他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不管是改善民生、攀科技树，还是继续拓展疆域保证国土安全，都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支出，而不可能靠着节省开支来获得成果。
只是这些年来连续翦灭几个割据势力，能抢的差不多都已经抢完了，剩下来的契丹、定难军估计比北汉还要穷，打又很难打，如果不是为了更高的战略目标而只是为了抢钱，那就纯粹是必然导致入不敷出的愚蠢举动了。大理？那边如今也没有多好的资源产出。进攻所需的军费和占领之后的维持费恐怕是个无底洞；至于交趾么，倒是有些粮食和经济作物可以抢的，然而眼下还鞭长莫及，初期的军费投入过高了。
所以一直以来在国内政策上保持萧规曹随镇之以静的郭炜，只是依靠着常规的财政收入，加上一点点新科技的奢侈品捞钱，再加上以战养战的所得，很好地维持住了连续征战的开支，现在终于感觉到为了更高的目标已经必须要对内部动一动了。
针对国内的特定人群直接加税这个笨办法，那是首先就被郭炜排除掉了的，他可不想涸泽而渔。那些单纯逐利的商人固然非常令人讨厌，他们经常会把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的，甚至为了利润可以出卖一切——哪怕是将来会勒死他们自己的绳索，但是盲目地打压他们也是极不可取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商人，或者这些商人大批地破产，市场将会迅速地萧条下去，从而沉重地打击基本的经济生产，最终还是会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
增加自己的物产以换取境外的资源财富、拓展海外贸易增加榷税？这当然是郭炜最乐意去干的事情。
王仁表在治河的第一线兢兢业业，郭炜此刻却已经把治河的事情搁到了一边。（，《》）当然，在和平时期，治河基本上就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了，不过既然郭炜在之前已经把相关事宜都分解到了有关部门，目前第一线也有专人负责，剩下来的事情也就不是他日日操心得了的。
说到底，郭炜并不是什么水利专家，关于束水攻沙之类的治河方略，他当年也就是在论坛上听过那么一耳朵，看过几篇帖子而已，到了这个时代，利用前人的经验指出个大概的方向还行，具体的东西他可拿不出来。
好在郭炜也没有打算事必躬亲，既然已经坐在了这个位置上，而且因为机缘巧合与自己的努力，有了相当的威望和权力。到了这种地步，他也就是需要在基本战略、基本政策方面把把关，指明一个可行的方向，然后就把具体的事务下放给相应的部门和官员负责即可。顶多再给这些部门制定一套工程化的流程，让管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有一个工程管理的思路就好了，而在其中，工部显然是最容易接受郭炜这一套管理方法的部门，尤其是其中主管水利、治河的水部。
所以兵部职方司等部门参与工程测绘、工部进行工程前期测试和规划方案论证，然后经过两府严密审议决定治河工程的总体规划，最终将工程方案交付工程实际负责人执行，这一套流程执行得非常顺利。
尤其让郭炜感到欣慰的，就是“提出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小规模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反馈论证→根据论证结果拟定工程方案”这一套标准流程的制定和推广，当然，将来还会从工程的实际结果反馈来检讨当初的方案。
在郭炜看来，这种流程的意义比“束水攻沙治河法”可能成功的意义要大得多。尽管工部历年来的水利工程都是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方法做下来的，不过不自觉地遵照规律去做，那是经验主义，其中盲目的成分未免太多了，而找到一套合乎规律的流程来做事，第一次做的时候或许会增加不少繁琐的小事杂事，但是这些小事杂事都是为今后的同类工作积累数据的，因而将来必定能够越做越顺。
只不过一些部门需要增加数学统计人员了……
正因为郭炜是以此次的治河工程来铺流程积累经验的，所以在方案论证的过程中他倒是几乎投入了大部分的精力，不过一等最终的工程方案形成之后，他就不再具体过问此事了，而且他也并不真正关心“束水攻沙治河法”是否像网上吹的那样成功。
只要治河人员慢慢地形成积累数据的习惯，慢慢地学会根据数据统计来总结工程经验，随着各项技术的进步，治河总是会越来越容易的吧。
郭炜现在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到了田亩上去，投到了这个农业社会当中最基本的财政收入来源上去了。
治理国家嘛，管好人、训练好军队……这些当然都是顶顶重要的，不过财政问题从来都是核心问题。有多少本来还可以抢救一下的晚期王朝就是因为财政出了大问题而瞬间崩溃，又有多少新兴势力因为财政问题而停住了扩张的脚步，打仗固然是打后勤，是烧钱，郭炜从这些年四处征战的经历当中也深深地知道了，用仁政来安定人心同样是需要烧钱的——或许这些投入在将来都是可以收回来的，但是前期的投入从来都没法含糊的。
当然，解决财政问题有很多种手段。
譬如可以直接开抢——在战国时期就是军功授爵制度，打下来敌国的城池土地，敌国的公库当然是直接充公以补充战争消耗，民间财帛或许纵容士卒抢掠以保持士气，新征服的土地则在公室占据大部分之后，划出一部分根据军功奖励士卒，以激励民间的耕战风气；在北方的胡虏而言就是打草谷，不管是敌人的府库还是平民百姓家的财货，甚至平民百姓自己，财货全部抢光，人口杀死老弱和顽抗者，剩下的全部掳掠为奴，当然在虏主、贵人和奴仆之间会有一套分配标准。这个一般是针对敌对势力，需要有得可抢。
譬如可以针对国内的特定人群直接加税——像汉武帝针对商人的算缗和告缗，以及历年来比较普遍的卖官鬻爵。这个比直接开抢要文雅了许多，不过对特定人群的伤害比较大，或者对官场风气的伤害比较大，一般需要反复斟酌慎重行事。
譬如可以拓展贸易活跃经济，用开源的办法增收——这个例子就更多了，从汉朝通西域到南汉、清源军搞海贸都是如此，一般来说也是穿越者的首选。
最后还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改革税制进行结构性增税——从商鞅、桑弘羊到杨炎，还有后世的王安石、张居正，无不是干这个的，干得好了兴国安邦，干得坏了身败名裂。这种心思轻易动不得，如果不能理清楚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不能用新制度促生依附于自己的新兴利益集团，或者这个新兴利益集团不够强力，那么域内沸反盈天、人亡政息、被反攻倒算身死族灭……真的是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不过一般穿越者第二喜欢干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都自信具备穿透历史迷雾的目光，看得到也把握得住历史的必然性。
眼下的郭炜自然也是不脱穿越者的本色，他已经打算多管齐下来给朝廷增收了。至于节流？他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不管是改善民生、攀科技树，还是继续拓展疆域保证国土安全，都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支出，而不可能靠着节省开支来获得成果。
只是这些年来连续翦灭几个割据势力，能抢的差不多都已经抢完了，剩下来的契丹、定难军估计比北汉还要穷，打又很难打，如果不是为了更高的战略目标而只是为了抢钱，那就纯粹是必然导致入不敷出的愚蠢举动了。大理？那边如今也没有多好的资源产出。进攻所需的军费和占领之后的维持费恐怕是个无底洞；至于交趾么，倒是有些粮食和经济作物可以抢的，然而眼下还鞭长莫及，初期的军费投入过高了。
所以一直以来在国内政策上保持萧规曹随镇之以静的郭炜，只是依靠着常规的财政收入，加上一点点新科技的奢侈品捞钱，再加上以战养战的所得，很好地维持住了连续征战的开支，现在终于感觉到为了更高的目标已经必须要对内部动一动了。
针对国内的特定人群直接加税这个笨办法，那是首先就被郭炜排除掉了的，他可不想涸泽而渔。那些单纯逐利的商人固然非常令人讨厌，他们经常会把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的，甚至为了利润可以出卖一切——哪怕是将来会勒死他们自己的绳索，但是盲目地打压他们也是极不可取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商人，或者这些商人大批地破产，市场将会迅速地萧条下去，从而沉重地打击基本的经济生产，最终还是会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
增加自己的物产以换取境外的资源财富、拓展海外贸易增加榷税？这当然是郭炜最乐意去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