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我写完这个说明后,一个月以后接到郭建仁的电话叫我跟他去银行的监查室问话,到了监查室,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当时我并没在意,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怕我录音,因为他们问的那些话都是逼我去承认我没做过的事。”

    “太无耻了,这那里叫监查室,这就是逼供室吗?”小女孩说。

    “当时坐在我面前的是三个人,两个女的,还有一个就是嘴眼歪斜的那个赵娥信,他们给我看了录像片断,指着我绑鞋带的手势叫我承认我把钱放在鞋里,我强烈要求放前面的片断,结果那个嘴歪的赵娥信说,你这个动作就很明显了,你就解释一下了。我说,你不想一想,绑鞋带能能和钱联系在一起吗?而且你自己试试看,有零有整的九百块钱能塞的进去吗?而且你拿这些录相片断能说明什么?”

    “他一定会说,这是经过专家看过确定的,你这动作就是塞钱。”我对吴梦凡说。

    “没错,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又说,如果我真的要拿钱,也不可能就拿这么一点,这分明就是有人要栽脏陷害。”

    赵娥信居然威胁着说“现在你的金额超过五百,我们完全可以报警的。”

    我听后冷笑的对他说“我巴不得报警,可以把当事人那个中年妇女一起叫来,我们一起边看录像边对质。”

    小女孩说“他们保证不敢报警的,报警死的就是他们了,而且如果把当事人叫来一起,他们陷害你的把戏很快就会露馅。”

    吴梦凡接着说“他们没敢再说报警,而是一直问我当天细节,而事隔那么久,我真的不记得,想看录像他们又不让,都是用一些不着调的话硬要给我绕进去,以为我会上当。”

    “是不是都每次问话都是找一些他们自以为是证据的问题来问你,然后就是想逼你承认,又想用这些当做证明你会拿钱的理由。”小女孩说。

    “是的,每次问话都拖了三四个小时,都是拿一些流水账单之类的想说我钱不够,才会去拿这些钱。到了最后发觉我都没问题,还诱骗我说承认了吧,会从轻处理。”

    “他们是黔驴技穷了。”小女孩说。

    “最后,他们还是把罪名强压在我头上,我往总行申诉了,结果他们叫我自己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没错,看玩笑,录像我都看不到去那里找证据,叫别人来证明,谁敢啊?来证明就只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曲打成招的我。”

    “你可以去劳动局劳动仲裁啊!”小女孩说。

    “去了,没有用的,劳动仲裁机构的律师对我悄悄的说,你个人想和单位讨说法太难了,你也拿不到证据,你能怎么样?结局和律师给我讲的一样。我觉得太不公了,没有办法还我清白。再加上我爸的病,我卖掉了房子给我爸看病,都花完了也没挽回他的命。我是倾尽所有了,现在人世间只剩下我一个了,你们说我活着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