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八章大理论家
唐谦无论是做客采访，还是给学生上课，他一般都是喜欢站在大方向和大环境的角度上来旁征博引，而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他的电影心德，他也会拿自己的电影来做解释。＂《》＂
……
“比如在我的电影《无间道2》中，倪永孝成为老大后，要到大排档吃碗面，确立自己的纯朴。这是什么？这就是电影中要体现出来的好老大的表现……”
“而周润发的《江湖情》，也以吃面表示自己是好老大。玩电子游戏、看电影的自然是坏老大了……”
“科技是黑帮片的恐惧，武侠片就不要跟黑帮片争了。对于中国人，科技恐惧毕竟是外来的，我们有内在的恐惧。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是礼崩乐坏，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的。创立这种恐惧的孔子，因年轻时身份低微和晚生了几年，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周朝庙堂级别的礼乐，是一路问来的。可能人心里最美好的，就是晚一步没有赶上却又见到些许残存的东西，维斯康蒂和贝托鲁奇在资本主义时代缅怀贵族时代晚期，《豹》和《1900》，正是孔子心态……”
“每一个圈子，都有一个白银时代的梦，白银时代是人才济济，庸俗的势力没那么大。电影的白银时代是‘默片末期’，当有声片即将发明，默片即将结束的时候，做默片导演的几乎都是英才，拍出来的几乎都是好片子，因为没有视觉才华的人几乎都被淘汰出局……”
“能选优的时代，肯定是好时代。而人类的大多数时代是保庸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有声片发明后，审美倒退了十年，电影口水化了，庸才们都回来了。如果认同常规概念的‘历史是由重大事件和恢宏人物构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克耶夫认为历史即将终结。他虽然是个旅法的苏联人，但认为莫斯科系统和华盛顿系统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单调推崇技术和生成庞大官僚。冷战消释文化，世界必将平庸。以后，人类没有历史了，只有时间，所谓‘度日’……”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武侠片如果要形成类型，先要建立自己的恐惧和救赎，不能再打打闹闹玩下去了。礼崩乐坏的恐惧，其实在中国导演里已有此先兆，如《喋血双雄》，杀手焦虑的是生存法则失控，个人才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流杀手被一帮庸才击毙……”
“孔子起码像别人评价王小波一样，是个内心优雅的人，王小波认为爱智慧是人活着的必须，受不了混淆是非的人，不管此人是主动混淆还是被动混淆。主动可恶，被动可悲。孔子起码是这样……不奢求白银时代，但觉得张眼所见尽是庸人，自己也活得没意思了。看《论语》，不觉得他企图改变世界，觉得他只是想让身边少几个无趣的人……”
“恐惧文化消亡……这恐怕是一种比欧美灾难片高级点的恐惧吧，灾难片恐惧的是生存福利，《黑客帝国》充满福利转瞬即逝的伤感，革命者抱怨劣质咖啡，根据地模仿迪厅。可能生活得丰衣足食，但文化消亡，人间变得无智无趣--武侠片应该怕这个。每一种类型片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西部片是枪械知识和流浪技巧，爱情片是女性心理和家族文化，武侠片应是礼乐……”
“礼乐是接人待物的规矩和生活的讲究，这些是武侠片历史上恰恰轻视的东西，如男人后面拖根辫子、额前留着分头或背头，男人见面除了会抱拳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德高望重者像美国黑人般说话时下巴一翘一翘，女人随手就拍男人胸脯肩膀……”
“武侠片应该敏感中国人的‘样’，保留些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怕‘样’消失，应是武侠片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历史中一种庞大人群共有的心理。比如北京满族人的特点是‘礼多’，对于汉人礼法的讲究，盯得比汉族还仔细。辜鸿铭热爱慈禧太后，认为最为美丽端庄，但也怕跟满族人交往，举动稍有不妥，立刻招来批评，确实难受。他在《清流》一文中表达了：‘还有比在街上遇上一个满族人更烦的么？’……”
“为何如此讲礼？因为失落，种族自豪感在内政外战上严重受挫，为心理补偿，以死盯礼数来维护身份地位。焦菊隐导演《茶馆》时，带演员去体验生活，当时还有许多茶馆，茶馆满满堂堂的，整日有人泡着，都是旧时代已失势的人，对新生活茫然无措，一日一日地泡着，相濡以沫……”
“《茶馆》表现的是礼崩乐坏，清末茶馆还有份文明的气派，人人重情讲礼，坏人干坏事，好人好好活着，两不相涉，一步步到了豺狼当道，好人活不下去，成了薄情无礼的土匪世界。老舍的台词里有‘我爱大清朝’的话，没有过‘爱民国’、‘爱北洋’、‘爱国民党’的话……”
“老百姓过日子不管主义，只看文明。礼崩乐坏，从‘半年一结账’到‘喝茶先付茶钱’，人情的厚道全无。人对人高度不信任，都是暂时关系，谁活得都没有底气。从一壶茶的规矩，可看出人间气象……”
“‘礼乐’是一把衡量世情的尺子，老中国人都是看这个，简明而富于智慧。皇帝也怕这把尺子，要以礼乐调理民风，民风失去淳厚，就是统治水平低，会招后人笑话。这是孔子传下的方法，他让自己做官的弟子以此方法处理政务。看礼乐，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我们要以此思维创作电影……”
“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便是一部礼乐电影，通过一场葬礼，表现世道已败坏。小津屡屡在片中用日本军歌，缅怀未成的侵华战争，但他有分寸，缅怀完了，会让人物说一句‘还是战败了好啊’，以掩盖。以小津的修养，应该是反战的，但他更反感庸俗的生活，他的青年时代在中国战场，先不管理想的对错，起码那样的岁月还是有理想，有理想总比庸俗势利要好啊……这是小津式的感慨……”
“《东京物语》是家庭伦理掩盖下的战争思考，讲了子女不孝后，突然笔锋一转，让两个侵华老兵相遇了，感慨礼崩乐坏，他们跟《茶馆》里不喜欢民国喜欢大清朝的人物一样，喜欢战时厌恶现代，表达完了后，又做出掩饰‘还是战败了好啊’……”
“这是日本人的措辞习惯，《东京物语》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名人》一样。《名人》讲名人的坏话后，又讲些年轻人的缺点，以掩饰。中文版介绍《名人》的编者按，说写的是传统被现代取代的悲哀……是被川端蒙骗了，他在名人逝世多年后才敢发表这篇小说，怎么会是说名人的好话？”
“《名人》写人的伪善，伪善做到极致后，自己也会被感动，并寻求悲剧结局，以全一世美名。名人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伪善者，王小波笔下的军代表、谢晋片中的特派员都是这类人，只不过写成了年轻人一眼就识别出来的丑类，没有川端康成写得富于迷惑性……”
“对礼崩乐坏的思考，是东方传统，形成过顶级的艺术电影，虽然舆论上现在忽视礼崩乐坏，但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可以形成大众艺术，在电影里可由武侠片来承载……”
唐谦无论是做客采访，还是给学生上课，他一般都是喜欢站在大方向和大环境的角度上来旁征博引，而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他的电影心德，他也会拿自己的电影来做解释。＂《》＂
……
“比如在我的电影《无间道2》中，倪永孝成为老大后，要到大排档吃碗面，确立自己的纯朴。这是什么？这就是电影中要体现出来的好老大的表现……”
“而周润发的《江湖情》，也以吃面表示自己是好老大。玩电子游戏、看电影的自然是坏老大了……”
“科技是黑帮片的恐惧，武侠片就不要跟黑帮片争了。对于中国人，科技恐惧毕竟是外来的，我们有内在的恐惧。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是礼崩乐坏，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的。创立这种恐惧的孔子，因年轻时身份低微和晚生了几年，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周朝庙堂级别的礼乐，是一路问来的。可能人心里最美好的，就是晚一步没有赶上却又见到些许残存的东西，维斯康蒂和贝托鲁奇在资本主义时代缅怀贵族时代晚期，《豹》和《1900》，正是孔子心态……”
“每一个圈子，都有一个白银时代的梦，白银时代是人才济济，庸俗的势力没那么大。电影的白银时代是‘默片末期’，当有声片即将发明，默片即将结束的时候，做默片导演的几乎都是英才，拍出来的几乎都是好片子，因为没有视觉才华的人几乎都被淘汰出局……”
“能选优的时代，肯定是好时代。而人类的大多数时代是保庸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有声片发明后，审美倒退了十年，电影口水化了，庸才们都回来了。如果认同常规概念的‘历史是由重大事件和恢宏人物构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克耶夫认为历史即将终结。他虽然是个旅法的苏联人，但认为莫斯科系统和华盛顿系统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单调推崇技术和生成庞大官僚。冷战消释文化，世界必将平庸。以后，人类没有历史了，只有时间，所谓‘度日’……”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武侠片如果要形成类型，先要建立自己的恐惧和救赎，不能再打打闹闹玩下去了。礼崩乐坏的恐惧，其实在中国导演里已有此先兆，如《喋血双雄》，杀手焦虑的是生存法则失控，个人才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流杀手被一帮庸才击毙……”
“孔子起码像别人评价王小波一样，是个内心优雅的人，王小波认为爱智慧是人活着的必须，受不了混淆是非的人，不管此人是主动混淆还是被动混淆。主动可恶，被动可悲。孔子起码是这样……不奢求白银时代，但觉得张眼所见尽是庸人，自己也活得没意思了。看《论语》，不觉得他企图改变世界，觉得他只是想让身边少几个无趣的人……”
“恐惧文化消亡……这恐怕是一种比欧美灾难片高级点的恐惧吧，灾难片恐惧的是生存福利，《黑客帝国》充满福利转瞬即逝的伤感，革命者抱怨劣质咖啡，根据地模仿迪厅。可能生活得丰衣足食，但文化消亡，人间变得无智无趣--武侠片应该怕这个。每一种类型片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西部片是枪械知识和流浪技巧，爱情片是女性心理和家族文化，武侠片应是礼乐……”
“礼乐是接人待物的规矩和生活的讲究，这些是武侠片历史上恰恰轻视的东西，如男人后面拖根辫子、额前留着分头或背头，男人见面除了会抱拳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德高望重者像美国黑人般说话时下巴一翘一翘，女人随手就拍男人胸脯肩膀……”
“武侠片应该敏感中国人的‘样’，保留些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怕‘样’消失，应是武侠片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历史中一种庞大人群共有的心理。比如北京满族人的特点是‘礼多’，对于汉人礼法的讲究，盯得比汉族还仔细。辜鸿铭热爱慈禧太后，认为最为美丽端庄，但也怕跟满族人交往，举动稍有不妥，立刻招来批评，确实难受。他在《清流》一文中表达了：‘还有比在街上遇上一个满族人更烦的么？’……”
“为何如此讲礼？因为失落，种族自豪感在内政外战上严重受挫，为心理补偿，以死盯礼数来维护身份地位。焦菊隐导演《茶馆》时，带演员去体验生活，当时还有许多茶馆，茶馆满满堂堂的，整日有人泡着，都是旧时代已失势的人，对新生活茫然无措，一日一日地泡着，相濡以沫……”
“《茶馆》表现的是礼崩乐坏，清末茶馆还有份文明的气派，人人重情讲礼，坏人干坏事，好人好好活着，两不相涉，一步步到了豺狼当道，好人活不下去，成了薄情无礼的土匪世界。老舍的台词里有‘我爱大清朝’的话，没有过‘爱民国’、‘爱北洋’、‘爱国民党’的话……”
“老百姓过日子不管主义，只看文明。礼崩乐坏，从‘半年一结账’到‘喝茶先付茶钱’，人情的厚道全无。人对人高度不信任，都是暂时关系，谁活得都没有底气。从一壶茶的规矩，可看出人间气象……”
“‘礼乐’是一把衡量世情的尺子，老中国人都是看这个，简明而富于智慧。皇帝也怕这把尺子，要以礼乐调理民风，民风失去淳厚，就是统治水平低，会招后人笑话。这是孔子传下的方法，他让自己做官的弟子以此方法处理政务。看礼乐，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我们要以此思维创作电影……”
“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便是一部礼乐电影，通过一场葬礼，表现世道已败坏。小津屡屡在片中用日本军歌，缅怀未成的侵华战争，但他有分寸，缅怀完了，会让人物说一句‘还是战败了好啊’，以掩盖。以小津的修养，应该是反战的，但他更反感庸俗的生活，他的青年时代在中国战场，先不管理想的对错，起码那样的岁月还是有理想，有理想总比庸俗势利要好啊……这是小津式的感慨……”
“《东京物语》是家庭伦理掩盖下的战争思考，讲了子女不孝后，突然笔锋一转，让两个侵华老兵相遇了，感慨礼崩乐坏，他们跟《茶馆》里不喜欢民国喜欢大清朝的人物一样，喜欢战时厌恶现代，表达完了后，又做出掩饰‘还是战败了好啊’……”
“这是日本人的措辞习惯，《东京物语》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名人》一样。《名人》讲名人的坏话后，又讲些年轻人的缺点，以掩饰。中文版介绍《名人》的编者按，说写的是传统被现代取代的悲哀……是被川端蒙骗了，他在名人逝世多年后才敢发表这篇小说，怎么会是说名人的好话？”
“《名人》写人的伪善，伪善做到极致后，自己也会被感动，并寻求悲剧结局，以全一世美名。名人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伪善者，王小波笔下的军代表、谢晋片中的特派员都是这类人，只不过写成了年轻人一眼就识别出来的丑类，没有川端康成写得富于迷惑性……”
“对礼崩乐坏的思考，是东方传统，形成过顶级的艺术电影，虽然舆论上现在忽视礼崩乐坏，但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可以形成大众艺术，在电影里可由武侠片来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