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陈默雷电话联系了9家债权公司的老总们。不出所料，这次他们都同意“收留”永昌的工程车，与此同时，他们也再一次提出尽快拍卖永昌公司被查封财产的要求。对此，陈默雷没说拍卖，也没说不拍卖，而是跟他们打了一圈太极，然后挂断了电话。
说实话，跟这9家债权公司的老总们打交道，陈默雷心里多少是有些犯怵的。因为每次通话或者见面时，他们都会要求尽快拍卖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而这正是陈默雷犯愁的地方，因为他考虑更多的不是财产拍卖的问题，而是永昌公司员工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员工的工资问题：债权公司们向永昌公司提供借款时，在厂房、土地和设备上都设了抵押担保，所以，他们的债权起码还是有些保障的，但员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工资没有任何保障。按照法律规定，在对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进行拍卖后，拍卖款首先要清偿有担保物权的债权，等这些债权清偿完后，员工很可能就什么都拿不到了，到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永昌公司的员工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而陈默雷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也在农村法庭工作过，对于农民的难处他深有体会，也正是因为如此，陈默雷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廖文昌，也没有放弃查找财产线索。然而至今，他什么都没找到，准确地说，是一点人和财产的线索都没找到。
员工的就业问题，是陈默雷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永昌公司停业后，员工纷纷选择另谋生路，但截至目前，还有300多个员工没有找到新工作。这件事陈默雷一直挂在心上。不同的立场，让他和9家债权公司在拍卖方案上发生了分歧。债权公司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一直要求尽快处置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因为永昌公司的设备新旧不一，而且多数设备都已陈旧，如果要尽快拍卖的话，就要把被查封的设备和土地厂房分割拍卖，而新设备好卖，旧设备不好卖，分割拍卖的方案很可能会导致永昌公司整体的生产线被拆的七零八散，剩余的设备只能当废铁处理掉。那样的话，那些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员工恐怕就要长期处于待业状态了。陈默雷的方案更倾向于整体拍卖，这种拍卖方案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清偿债务，也可以使永昌公司保持一个可以继续运行的整体，让那些待业员工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
一直以来，这两种方案都是截然对立的，而对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财产拍卖的暂时搁置。陈默雷也知道这么一直拖着不是办法，但涉及民生问题，他又不得不考虑员工利益。
一周以后，装载车买卖合同的鉴定报告出来了，不过，这不是一份正式的鉴定报告，而是李济舟托关系找人私下做的鉴定，因为正规的鉴定程序太过繁琐，而且要当事人申请才可以启动，要拿到鉴定报告至少要等上一个月。李济舟把鉴定报告送到局长办公室，对陈默雷说：“陈局，你担心的没错，永昌在这份买卖合同的公章是假的，跟在工商局备案的公章不一致。”
陈默雷随手翻了几页，只说：“这份鉴定报告先放在我这儿吧。至于接下来该怎么走，我还要再想想。”说着，把鉴定报告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
“好。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李济舟转身便要离开。
“济舟，你等一下。”陈默雷叫了住李济舟，招呼他坐下，说：“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
李济舟问：“陈局，你是还有什么安排吗？”
“不，我是想跟你说点题外的话。”陈默雷直言不讳地说：“济舟，你跟我说句实话，那天我提出去岩山煤矿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不赞同我这种做法？”
“没有，没有。”李济舟否认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陈默雷很认真地问。
李济舟知道陈默雷性子直，不愿意听假话，只好委婉地说：“要说不赞同呢，倒也谈不上，不过我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担心咱们会白跑一趟。”
陈默雷点了点头：“你有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办案也是要考虑司法成本的。平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也是纠结过的，不过，我很庆幸，我的决定最终没有让我们白跑一趟。”
李济舟也拉开了话匣子，说：“陈局，话说到这里，我很想问一句。岩山煤矿距离东州那么远，而且那三辆装载车是否去了岩山煤矿也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些你不会不知道。我很好奇，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那个决定的？”
陈默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叹了口气，回忆着说：“我大学毕业那年，被分配到咱们东州法院，那个时候案子很少，我时间也很宽裕。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一块去看望班主任老师。也许是以后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了，那天，老师感慨了很多，也跟我聊了很多。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话我基本上都忘干净了。不过，有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他说，法律的尊严是不能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当是我还不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句话所蕴含的道理。他是想告诉我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就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考虑法律的实施和正义的实现对司法形象的影响，对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的影响，说的直白点，就是不让群众对法律失去信心，否则的话，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无从谈起。这么多年来，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也成了我办案的思想指引。但是，在做出去岩山煤矿的决定之前，我心里是犹豫过的。如果我们千里迢迢地赶去，最后的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我们该怎么向院党组交代？又该怎么向债权公司和群众交代？难道我们说，我们就是碰运气去了？”
李济舟听陈默雷的意思，似乎是在自责或者自我怀疑，便安慰他说：“事情都过去了，再说，我们也没白跑一趟，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了。”
“那是因为我们一路查看了几处监控，有了些胜算和把握，可如果我们没查到那几处监控呢？”陈默雷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以我的性格，我很可能还是会去的。你说，这是不是像赌博？是不是有些独断专行或者不负责任？”
“陈局，你想多了。”李济舟说：“也许，是你这几天太累了，有些胡思乱想吧。你执行工作经验丰富，怎么会随意做出决策呢？”
“可我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陈默雷说：“你也知道，我性子倔，而且不是一般的倔，这种性格对执行工作来说，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会不达目的不罢休，想方设法地查人找物，这当然有利于执行工作，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也会陷入偏执，容易钻牛角尖或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次红山之行对我来说，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你一向谨慎沉稳，从来不冲动行事，以后，如果我工作中有不妥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不妥的地方，你就直说，千万不要藏着掖着，更不要有任何顾虑。这不仅仅是在帮我纠正错误，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执行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你明白吗？”
李济舟听到陈默雷的语气如此坦率诚恳，连忙答应说：“好的，我一定做到。”
说实话，跟这9家债权公司的老总们打交道，陈默雷心里多少是有些犯怵的。因为每次通话或者见面时，他们都会要求尽快拍卖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而这正是陈默雷犯愁的地方，因为他考虑更多的不是财产拍卖的问题，而是永昌公司员工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员工的工资问题：债权公司们向永昌公司提供借款时，在厂房、土地和设备上都设了抵押担保，所以，他们的债权起码还是有些保障的，但员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工资没有任何保障。按照法律规定，在对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进行拍卖后，拍卖款首先要清偿有担保物权的债权，等这些债权清偿完后，员工很可能就什么都拿不到了，到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永昌公司的员工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而陈默雷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也在农村法庭工作过，对于农民的难处他深有体会，也正是因为如此，陈默雷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廖文昌，也没有放弃查找财产线索。然而至今，他什么都没找到，准确地说，是一点人和财产的线索都没找到。
员工的就业问题，是陈默雷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永昌公司停业后，员工纷纷选择另谋生路，但截至目前，还有300多个员工没有找到新工作。这件事陈默雷一直挂在心上。不同的立场，让他和9家债权公司在拍卖方案上发生了分歧。债权公司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一直要求尽快处置永昌公司被查封的财产。因为永昌公司的设备新旧不一，而且多数设备都已陈旧，如果要尽快拍卖的话，就要把被查封的设备和土地厂房分割拍卖，而新设备好卖，旧设备不好卖，分割拍卖的方案很可能会导致永昌公司整体的生产线被拆的七零八散，剩余的设备只能当废铁处理掉。那样的话，那些没有实现再就业的员工恐怕就要长期处于待业状态了。陈默雷的方案更倾向于整体拍卖，这种拍卖方案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清偿债务，也可以使永昌公司保持一个可以继续运行的整体，让那些待业员工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
一直以来，这两种方案都是截然对立的，而对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财产拍卖的暂时搁置。陈默雷也知道这么一直拖着不是办法，但涉及民生问题，他又不得不考虑员工利益。
一周以后，装载车买卖合同的鉴定报告出来了，不过，这不是一份正式的鉴定报告，而是李济舟托关系找人私下做的鉴定，因为正规的鉴定程序太过繁琐，而且要当事人申请才可以启动，要拿到鉴定报告至少要等上一个月。李济舟把鉴定报告送到局长办公室，对陈默雷说：“陈局，你担心的没错，永昌在这份买卖合同的公章是假的，跟在工商局备案的公章不一致。”
陈默雷随手翻了几页，只说：“这份鉴定报告先放在我这儿吧。至于接下来该怎么走，我还要再想想。”说着，把鉴定报告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
“好。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李济舟转身便要离开。
“济舟，你等一下。”陈默雷叫了住李济舟，招呼他坐下，说：“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
李济舟问：“陈局，你是还有什么安排吗？”
“不，我是想跟你说点题外的话。”陈默雷直言不讳地说：“济舟，你跟我说句实话，那天我提出去岩山煤矿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不赞同我这种做法？”
“没有，没有。”李济舟否认说：“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陈默雷很认真地问。
李济舟知道陈默雷性子直，不愿意听假话，只好委婉地说：“要说不赞同呢，倒也谈不上，不过我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担心咱们会白跑一趟。”
陈默雷点了点头：“你有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办案也是要考虑司法成本的。平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也是纠结过的，不过，我很庆幸，我的决定最终没有让我们白跑一趟。”
李济舟也拉开了话匣子，说：“陈局，话说到这里，我很想问一句。岩山煤矿距离东州那么远，而且那三辆装载车是否去了岩山煤矿也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些你不会不知道。我很好奇，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那个决定的？”
陈默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叹了口气，回忆着说：“我大学毕业那年，被分配到咱们东州法院，那个时候案子很少，我时间也很宽裕。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一块去看望班主任老师。也许是以后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了，那天，老师感慨了很多，也跟我聊了很多。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话我基本上都忘干净了。不过，有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他说，法律的尊严是不能用经济成本来衡量的。当是我还不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句话所蕴含的道理。他是想告诉我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就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考虑法律的实施和正义的实现对司法形象的影响，对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的影响，说的直白点，就是不让群众对法律失去信心，否则的话，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无从谈起。这么多年来，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也成了我办案的思想指引。但是，在做出去岩山煤矿的决定之前，我心里是犹豫过的。如果我们千里迢迢地赶去，最后的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我们该怎么向院党组交代？又该怎么向债权公司和群众交代？难道我们说，我们就是碰运气去了？”
李济舟听陈默雷的意思，似乎是在自责或者自我怀疑，便安慰他说：“事情都过去了，再说，我们也没白跑一趟，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了。”
“那是因为我们一路查看了几处监控，有了些胜算和把握，可如果我们没查到那几处监控呢？”陈默雷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以我的性格，我很可能还是会去的。你说，这是不是像赌博？是不是有些独断专行或者不负责任？”
“陈局，你想多了。”李济舟说：“也许，是你这几天太累了，有些胡思乱想吧。你执行工作经验丰富，怎么会随意做出决策呢？”
“可我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陈默雷说：“你也知道，我性子倔，而且不是一般的倔，这种性格对执行工作来说，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会不达目的不罢休，想方设法地查人找物，这当然有利于执行工作，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也会陷入偏执，容易钻牛角尖或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次红山之行对我来说，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你一向谨慎沉稳，从来不冲动行事，以后，如果我工作中有不妥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不妥的地方，你就直说，千万不要藏着掖着，更不要有任何顾虑。这不仅仅是在帮我纠正错误，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执行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你明白吗？”
李济舟听到陈默雷的语气如此坦率诚恳，连忙答应说：“好的，我一定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