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完秘密调查一事后，院长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秦怀远不说话，只是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陈默雷觉得没什么事了，便说：“秦院长，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等调查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你等一下!”秦怀远叫住陈默雷说：“我想了想，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调查微信泄密这件事，而是要亡羊补牢，要让大家时刻绷紧一根弦，注意执行行动的保密性。”
“亡羊补牢？”陈默雷立刻明白了秦怀远的意思，点头说：“你说得对，回办公室以后，我先在执行局的微信群里强调一下，让大家每次行动之前都注意保密。下次召开执行局全体会议的时候，我再专门强调一下保密纪律。”
“恐怕这还不够。”秦怀远补充说：“执行工作现在是院里的重中之重，不仅执行局的干警要有保密意识，其他部门的干警也要有保密意识。据我所知，咱们院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微信群，而且为了方便工作，微信群之间也难免存在人员交叉，特别是你们执行局的微信群里，不仅有执行干警，也有其他部门的干警。虽然这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但也无意中增加了泄漏消息的途径和几率。现在我们几乎人人都有微信，只要随手在微信上发布或者转发一条执行行动的消息，这条消息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不可控了，它可能会被多次转发，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即使只是发布在内部微信群里，也可能被有意无意地转发出去，从而导致泄密。这些信息一旦别有用心的人获取利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今天的凌晨行动，其实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所以说，亡羊补牢不是仅仅限于执行局，而是要覆盖到全院，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综合和后勤部门。”
陈默雷听得连连点头：“是这个道理。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文件或者通知，在全院范围内下发呢？”
“这样吧。”秦怀远说：“让执行三庭和研究室先联合起草一份文件，文件草拟完成后，你先把一下关，再由我签发。为了突出强调执行工作的保密性，我个人意见，这份文件最好还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
“好，我知道了。”陈默雷立即表态说：“回头我立刻安排，让这份红头文件尽快出台。”
离开院长办公室后，陈默雷先去了执行三庭，向上官云交代起草文件的事，然后，便回了办公室。
调查？该怎么调查呢？陈默雷靠在办公椅上苦思冥想。他又拿出手机，仔细翻看了一遍微信：今天凌晨出发的时候，确有不少人在执行局的微信群里发了照片。本来执行局的微信群里人员就多，再加上还有10多个人没有改成实名，这样一来，调查起来难度就更大了，更何况这次还不能公开进行调查。陈默雷突然有点后悔接下这个秘密任务了。
陈默雷静下心来，仔细理顺了一下思路，决定先从眼前最简单的事做起。他先发了两条微信，第一条是让大家将微信名称改为实名，第二条是强调执行行动要注意保密，在开展行动过程中，不能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发布泄漏行动的信息，如果要发布，也要到执行行动的拘传阶段结束以后再发布。
三天之后，东州法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执行行动保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院干警树立保密意识，在执行行动的拘传阶段结束之前，不得以文字或照片等任何形式、通过任何渠道发布有关执行行动的消息。
红头文件一出，立刻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有人私下议论是否有人走漏了执行行动的风声，更有好事者打听是否有人受到了处分。陈默雷也碰到过有人谈论此事，但他们见到陈默雷后，都知趣地把嘴闭上了。
在文件出台后的几天里，也有执行干警和法警先后主动找到陈默雷，为自己在不当时间发布执行行动的照片而承认错误。这些人总共有16个，其中包括微信圈里非常活跃的贺清书，以及刚从办公室调到执行局还不到一个月的刘明浩。不过，他们都信誓旦旦地保证，绝没有把行动的消息泄露给任何一个被执行人。
一周时间过去了，陈默雷还是没能确定怀疑对象，他把执行局和法警队的所有人在脑子里都过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法警只是协助办案，而且调警也具有随机性，所以参与行动的法警都是不固定的，被执行人就算想拉拢法警以获取消息，也很难明确和固定的目标。至于那几名主动认错的执行干警，他们都是年轻人，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也不多，更没有可以左右案件的权力，如果有被执行人要拉拢谁，应该也不会首先想到他们。而且，从这些人诚恳认错的态度来看，他们也不像故意泄露消息的人。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基本上排除了这10多人的嫌疑。至于正副庭长们，他们都是经验老道的老法官了，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还要负责指挥，恐怕根本就没时间发微信。至于那些老同志，他们都是军转干部，一切行动要保密的常识他们在部队的时候就学过了，更何况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压根儿就不用甚至不会使用微信。至于副局长赵维山，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在年轻的时候的确很有干劲儿，可现在早已退居二线了，虽然他名义上是执行局的副局长，但实际上早已经脱离了执行一线，只负责执行的后勤保障事务，基本上相当于执行局的“后勤部长”，更何况他还有一年时间就要退休了，现在对他来说，平平安安地熬到退休才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么分析了一大圈，陈默雷得出的结论是，凌晨行动的泄密事件应该只是一次失误。不过，这也只是他的初步结论，还不能轻易地盖棺定论，还需要进行一下观察和验证。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执行局先后开展了3次执行行动，其中他带队一次，李济舟和梁忠信分别带队一次。在他带队的那一次，他特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下观察，或许是因为有他在，当时竟没有一个人用手机拍照。后来的两次，即使他没有参与，即使有人拍照，也没有发生泄密事件。直到这个时候，陈默雷的心里才算踏实了。
第三次执行行动结束的第二天，大约上午9点钟，陈默雷去院长办公室，向秦怀远汇报秘密调查的结果，可秦怀远却不在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的旁边是研究室，研究室的门平时都是开着的。研究室主任路见鸣正带着大家准备法院上半年的工作总结。陈默雷进去一问才知道，秦院长去市委开会了，要十点钟才能回来。
陈默雷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反正这事也不是很急，他于是先回了自己办公室。
陈默雷本来是打算10点钟去院长办公室的，可他一头扎进了案子里，结果竟不知不觉忙过了头，直到快10点半了，他才想起来汇报的事。于是，他又匆匆去了院长办公室。见院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便敲了敲门，径直进去了。
“默雷来了。”秦怀远刚泡好了一壶茶，他倒了一杯给陈默雷，说：“有什么事吗？”
陈默雷抿了一口，放下茶杯：“是关于执行行动泄密的事，我认为应该只是一次失误。”接着，他把自己的分析详细地说了一遍。
陈默雷觉得没什么事了，便说：“秦院长，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等调查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说着，便要转身离开。
“你等一下!”秦怀远叫住陈默雷说：“我想了想，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调查微信泄密这件事，而是要亡羊补牢，要让大家时刻绷紧一根弦，注意执行行动的保密性。”
“亡羊补牢？”陈默雷立刻明白了秦怀远的意思，点头说：“你说得对，回办公室以后，我先在执行局的微信群里强调一下，让大家每次行动之前都注意保密。下次召开执行局全体会议的时候，我再专门强调一下保密纪律。”
“恐怕这还不够。”秦怀远补充说：“执行工作现在是院里的重中之重，不仅执行局的干警要有保密意识，其他部门的干警也要有保密意识。据我所知，咱们院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微信群，而且为了方便工作，微信群之间也难免存在人员交叉，特别是你们执行局的微信群里，不仅有执行干警，也有其他部门的干警。虽然这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但也无意中增加了泄漏消息的途径和几率。现在我们几乎人人都有微信，只要随手在微信上发布或者转发一条执行行动的消息，这条消息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不可控了，它可能会被多次转发，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即使只是发布在内部微信群里，也可能被有意无意地转发出去，从而导致泄密。这些信息一旦别有用心的人获取利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今天的凌晨行动，其实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所以说，亡羊补牢不是仅仅限于执行局，而是要覆盖到全院，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综合和后勤部门。”
陈默雷听得连连点头：“是这个道理。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文件或者通知，在全院范围内下发呢？”
“这样吧。”秦怀远说：“让执行三庭和研究室先联合起草一份文件，文件草拟完成后，你先把一下关，再由我签发。为了突出强调执行工作的保密性，我个人意见，这份文件最好还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
“好，我知道了。”陈默雷立即表态说：“回头我立刻安排，让这份红头文件尽快出台。”
离开院长办公室后，陈默雷先去了执行三庭，向上官云交代起草文件的事，然后，便回了办公室。
调查？该怎么调查呢？陈默雷靠在办公椅上苦思冥想。他又拿出手机，仔细翻看了一遍微信：今天凌晨出发的时候，确有不少人在执行局的微信群里发了照片。本来执行局的微信群里人员就多，再加上还有10多个人没有改成实名，这样一来，调查起来难度就更大了，更何况这次还不能公开进行调查。陈默雷突然有点后悔接下这个秘密任务了。
陈默雷静下心来，仔细理顺了一下思路，决定先从眼前最简单的事做起。他先发了两条微信，第一条是让大家将微信名称改为实名，第二条是强调执行行动要注意保密，在开展行动过程中，不能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发布泄漏行动的信息，如果要发布，也要到执行行动的拘传阶段结束以后再发布。
三天之后，东州法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执行行动保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院干警树立保密意识，在执行行动的拘传阶段结束之前，不得以文字或照片等任何形式、通过任何渠道发布有关执行行动的消息。
红头文件一出，立刻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有人私下议论是否有人走漏了执行行动的风声，更有好事者打听是否有人受到了处分。陈默雷也碰到过有人谈论此事，但他们见到陈默雷后，都知趣地把嘴闭上了。
在文件出台后的几天里，也有执行干警和法警先后主动找到陈默雷，为自己在不当时间发布执行行动的照片而承认错误。这些人总共有16个，其中包括微信圈里非常活跃的贺清书，以及刚从办公室调到执行局还不到一个月的刘明浩。不过，他们都信誓旦旦地保证，绝没有把行动的消息泄露给任何一个被执行人。
一周时间过去了，陈默雷还是没能确定怀疑对象，他把执行局和法警队的所有人在脑子里都过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法警只是协助办案，而且调警也具有随机性，所以参与行动的法警都是不固定的，被执行人就算想拉拢法警以获取消息，也很难明确和固定的目标。至于那几名主动认错的执行干警，他们都是年轻人，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也不多，更没有可以左右案件的权力，如果有被执行人要拉拢谁，应该也不会首先想到他们。而且，从这些人诚恳认错的态度来看，他们也不像故意泄露消息的人。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基本上排除了这10多人的嫌疑。至于正副庭长们，他们都是经验老道的老法官了，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还要负责指挥，恐怕根本就没时间发微信。至于那些老同志，他们都是军转干部，一切行动要保密的常识他们在部队的时候就学过了，更何况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压根儿就不用甚至不会使用微信。至于副局长赵维山，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在年轻的时候的确很有干劲儿，可现在早已退居二线了，虽然他名义上是执行局的副局长，但实际上早已经脱离了执行一线，只负责执行的后勤保障事务，基本上相当于执行局的“后勤部长”，更何况他还有一年时间就要退休了，现在对他来说，平平安安地熬到退休才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么分析了一大圈，陈默雷得出的结论是，凌晨行动的泄密事件应该只是一次失误。不过，这也只是他的初步结论，还不能轻易地盖棺定论，还需要进行一下观察和验证。在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执行局先后开展了3次执行行动，其中他带队一次，李济舟和梁忠信分别带队一次。在他带队的那一次，他特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下观察，或许是因为有他在，当时竟没有一个人用手机拍照。后来的两次，即使他没有参与，即使有人拍照，也没有发生泄密事件。直到这个时候，陈默雷的心里才算踏实了。
第三次执行行动结束的第二天，大约上午9点钟，陈默雷去院长办公室，向秦怀远汇报秘密调查的结果，可秦怀远却不在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的旁边是研究室，研究室的门平时都是开着的。研究室主任路见鸣正带着大家准备法院上半年的工作总结。陈默雷进去一问才知道，秦院长去市委开会了，要十点钟才能回来。
陈默雷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反正这事也不是很急，他于是先回了自己办公室。
陈默雷本来是打算10点钟去院长办公室的，可他一头扎进了案子里，结果竟不知不觉忙过了头，直到快10点半了，他才想起来汇报的事。于是，他又匆匆去了院长办公室。见院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便敲了敲门，径直进去了。
“默雷来了。”秦怀远刚泡好了一壶茶，他倒了一杯给陈默雷，说：“有什么事吗？”
陈默雷抿了一口，放下茶杯：“是关于执行行动泄密的事，我认为应该只是一次失误。”接着，他把自己的分析详细地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