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州法院的中型会议室里，大部分座位已经坐满，再过20分钟，一场由法院提请、政法委召集的执行联席会议就要开始了。
会议召开之前，秦怀远和陈默雷陪着政法高官叶炳坤在会客室里聊天。会议的目的是推进执行联动工作，聊天的内容自然也离不开这个主题。
叶炳坤开门见山地说：“在提请召开这次会议之前，秦院长就跟我说过，最近的执行工作不是很乐观。据说，咱们东州法院的执行工作，在渤海法院系统的排名一直处于中游水平，怎么提也不上去。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障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秦怀远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说：“叶书记，这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到家。作为东州法院的院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保证，我们会尽快分析原因，找到症结，努力把执行工作提上去。”
叶炳坤摆了摆手，说：“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不作长篇大论了。你们内部的问题主要属于业务范畴，要受上级法院的指导。今天咱们召开的是联席会议，讨论的是执行联动的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先摸个底，你们在执行联动工作中遇到的最头疼问题有哪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当然，如果有些话你们不好拿到面上谈，那咱们就先在这个屋里谈。有需要政法委协调的，你们尽管提，如果政法委协调不了，咱们可以再找市委协调嘛。”
陈默雷心直口快，一听这话，抢着说：“叶书记，不瞒您说，现在让人头疼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联动部门的数量和联合惩戒的力度不够。先说联动部门的数量问题，虽然现在的联动阵营已经覆盖到公安、检察、工商、国土、金融等等部门，但还是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还应该继续扩大阵营，让所有与执行工作相关的所有部门，比如宣传、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都参与进来，只有参与的部门越多，联动阵营的力量才会越大。再说惩戒力度的问题。恕我直言，现在的联合惩戒力度还远远不够，很多被执行人根本感觉不到压力。比如说前段时间，高官会采纳我们的建议，向人大代表发出了倡议书，督促涉案的人大代表尽快履行法律义务，但实际上，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涉案代表履行了义务，其他的涉案代表仍然无动于衷，而且执行金额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的惩戒措施对他们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即使他们变成了被执行人，也仍然保留着代表的身份。还有那些不在乎代表身份的被执行人，就更不用提了，高官会的倡议书，在他们眼里压根儿就是一张废纸。前段时间，竟然还有被执行人借着代表的身份向我们施加压力。您说，这种人哪里还有点人大代表的样子？简直比老赖还老赖嘛！”
叶炳坤听了，颇为感慨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也不是只有咱们东州有这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凭我一个政法高官恐怕是办不到的。回头咱们一起去向安邦书记做个详细的汇报，提请市委研究解决。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当然有！”陈默雷继续说：“还有党员、公职人员涉案的问题。作为党员和公职人员，本来应该模范地带头守法，可有的人却偏偏当起了老赖。您说，这像话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会同纪委、组织部、人社局出台了联合惩戒失信党员和公职人员的意见，当然不能说没有效果，可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公职人员还好说，最起码有固定工资，大不了慢慢执行就是了；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公职的党员就不一样了，谈话也谈了，处分也给了，可他们就是无动于衷，而且你还拿这些人没办法，因为他们名底下什么财产都查不到。叶书记，这事如果发生在上了年纪的老党员身上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他们的经济条件要受劳动能力的影响，可那些党员一个个都年富力强的
，说他们穷得叮当响，这话说出去谁信呀？真是不得不承认呀，有的党员的素质，还真就不如一般的老百姓了！”
叶炳坤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说：“现在，有的党员确实没有党员的样子。”
“对了，叶书记，还有件事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陈默雷越说越停不下来：“咱们东州有七八个村的村委已经当了好几年的老赖了。这些村主要是城边村，再有就是位于工业园的两个村。最近几年，这些村的村办集体企业都发展的有声有色，可一到分红的时候，总有少数村民被排除在外。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嫁给本村村民又离了婚的，有的是嫁出去、离了婚又迁回来的，他们的情况虽然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户口都在本村，都是本村的村民。按法律规定，只要是本村的村民，就有权享受村民待遇，有权参与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可每次村里分红都没他们的份，逼得他们每年都到法院起诉。这样以来，我们每年都要重复地审理和执行这类案子，占用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依我看，这种情况也是时候整顿整顿了。”
村委涉案的问题引起了叶炳坤的注意，他问陈默雷：“这是怎么回事？既然你们每年都审理和执行这样的案子，难道这些村的村干部都不长记性吗？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陈默雷刚要开口，却被秦怀远打了岔：“默雷，说了这么多，口渴了吧？来，先喝点水。”说着把自己手边的水杯递给陈默雷。
陈默雷端起自己手边的水杯：“我这儿有水。”
秦怀远冲陈默雷使了个眼色：“那你就喝自己的。”
陈默雷觉得秦怀远像是话里有话，可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秦怀远就把话茬接了过去：“叶书记，关于村委涉案的问题，执行局的同志们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并得出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答案。”
“噢？是什么答案？”叶炳坤问。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些村的村干部贪恋权力。”秦怀远解释说：“您也知道，这些村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村干部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尤其是财政支配权，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不想得罪大多数的村民，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力。因为按照规定，村两委成员都是由本村选举产生的，谁得票多谁就当选。这些村干部担心的是，如果他们让那些少数村民参与分红，就会相应减少多数村民的分红，就会无形中得罪了多数村民；如果因此引起了多数村民的不满，那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多数村民们就不会再选他们了。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不给那些少数村民分红，得罪的只是少数民村，对最终的选举结果没什么影响。所以，他们宁愿牺牲少数村民的利益，来换取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从而保住村干部的帽子。我想，这就是他们心里打的算盘。同样的道理，他们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打的也是这个算盘，到了执行阶段，如果有村民对他们提出意见，他们就可以把锅甩给法院，说，他们没有给那些少数村民分红，而是法院硬从村账户里把钱划走的，他们想拦也拦不住。”秦怀远顿了一下，继续说：“叶书记，实际上，我们的强制执行已经成了村干部对村民的托词，或者说，他们是在用拒不执行判决的方式，来向多数村民表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他们没有主动损害多数村民的经济利益。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源上解决，否则的话，这类案件还会继续发生，还会继续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
叶炳坤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你们的分析很透彻很到位。我建议，这个问题应该及早向市委汇报，由市里统一采取措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了。”秦怀远说：“最近，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出台党委政府支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意见。我们不想照搬照抄，而是想结合东州的实
际情况，拟定出一份符合东州实际的意见草案，以便于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东州的执行难问题。”
叶炳坤欣慰地点了点头，说：“好！有想法！我很期待你们的意见草案。”接着，他又说：“对了，前段时间我听安邦书记说，你们曾经提出过一条建议——用帮被执行人就业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困难的被执行人案件的问题。我看，这个方法也可以写进草案里嘛。”
会议召开之前，秦怀远和陈默雷陪着政法高官叶炳坤在会客室里聊天。会议的目的是推进执行联动工作，聊天的内容自然也离不开这个主题。
叶炳坤开门见山地说：“在提请召开这次会议之前，秦院长就跟我说过，最近的执行工作不是很乐观。据说，咱们东州法院的执行工作，在渤海法院系统的排名一直处于中游水平，怎么提也不上去。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障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秦怀远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说：“叶书记，这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到家。作为东州法院的院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保证，我们会尽快分析原因，找到症结，努力把执行工作提上去。”
叶炳坤摆了摆手，说：“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不作长篇大论了。你们内部的问题主要属于业务范畴，要受上级法院的指导。今天咱们召开的是联席会议，讨论的是执行联动的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先摸个底，你们在执行联动工作中遇到的最头疼问题有哪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当然，如果有些话你们不好拿到面上谈，那咱们就先在这个屋里谈。有需要政法委协调的，你们尽管提，如果政法委协调不了，咱们可以再找市委协调嘛。”
陈默雷心直口快，一听这话，抢着说：“叶书记，不瞒您说，现在让人头疼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联动部门的数量和联合惩戒的力度不够。先说联动部门的数量问题，虽然现在的联动阵营已经覆盖到公安、检察、工商、国土、金融等等部门，但还是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还应该继续扩大阵营，让所有与执行工作相关的所有部门，比如宣传、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都参与进来，只有参与的部门越多，联动阵营的力量才会越大。再说惩戒力度的问题。恕我直言，现在的联合惩戒力度还远远不够，很多被执行人根本感觉不到压力。比如说前段时间，高官会采纳我们的建议，向人大代表发出了倡议书，督促涉案的人大代表尽快履行法律义务，但实际上，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涉案代表履行了义务，其他的涉案代表仍然无动于衷，而且执行金额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的惩戒措施对他们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即使他们变成了被执行人，也仍然保留着代表的身份。还有那些不在乎代表身份的被执行人，就更不用提了，高官会的倡议书，在他们眼里压根儿就是一张废纸。前段时间，竟然还有被执行人借着代表的身份向我们施加压力。您说，这种人哪里还有点人大代表的样子？简直比老赖还老赖嘛！”
叶炳坤听了，颇为感慨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也不是只有咱们东州有这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凭我一个政法高官恐怕是办不到的。回头咱们一起去向安邦书记做个详细的汇报，提请市委研究解决。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当然有！”陈默雷继续说：“还有党员、公职人员涉案的问题。作为党员和公职人员，本来应该模范地带头守法，可有的人却偏偏当起了老赖。您说，这像话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会同纪委、组织部、人社局出台了联合惩戒失信党员和公职人员的意见，当然不能说没有效果，可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公职人员还好说，最起码有固定工资，大不了慢慢执行就是了；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公职的党员就不一样了，谈话也谈了，处分也给了，可他们就是无动于衷，而且你还拿这些人没办法，因为他们名底下什么财产都查不到。叶书记，这事如果发生在上了年纪的老党员身上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他们的经济条件要受劳动能力的影响，可那些党员一个个都年富力强的
，说他们穷得叮当响，这话说出去谁信呀？真是不得不承认呀，有的党员的素质，还真就不如一般的老百姓了！”
叶炳坤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说：“现在，有的党员确实没有党员的样子。”
“对了，叶书记，还有件事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陈默雷越说越停不下来：“咱们东州有七八个村的村委已经当了好几年的老赖了。这些村主要是城边村，再有就是位于工业园的两个村。最近几年，这些村的村办集体企业都发展的有声有色，可一到分红的时候，总有少数村民被排除在外。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嫁给本村村民又离了婚的，有的是嫁出去、离了婚又迁回来的，他们的情况虽然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户口都在本村，都是本村的村民。按法律规定，只要是本村的村民，就有权享受村民待遇，有权参与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可每次村里分红都没他们的份，逼得他们每年都到法院起诉。这样以来，我们每年都要重复地审理和执行这类案子，占用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依我看，这种情况也是时候整顿整顿了。”
村委涉案的问题引起了叶炳坤的注意，他问陈默雷：“这是怎么回事？既然你们每年都审理和执行这样的案子，难道这些村的村干部都不长记性吗？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陈默雷刚要开口，却被秦怀远打了岔：“默雷，说了这么多，口渴了吧？来，先喝点水。”说着把自己手边的水杯递给陈默雷。
陈默雷端起自己手边的水杯：“我这儿有水。”
秦怀远冲陈默雷使了个眼色：“那你就喝自己的。”
陈默雷觉得秦怀远像是话里有话，可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秦怀远就把话茬接了过去：“叶书记，关于村委涉案的问题，执行局的同志们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并得出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答案。”
“噢？是什么答案？”叶炳坤问。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些村的村干部贪恋权力。”秦怀远解释说：“您也知道，这些村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村干部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尤其是财政支配权，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不想得罪大多数的村民，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力。因为按照规定，村两委成员都是由本村选举产生的，谁得票多谁就当选。这些村干部担心的是，如果他们让那些少数村民参与分红，就会相应减少多数村民的分红，就会无形中得罪了多数村民；如果因此引起了多数村民的不满，那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多数村民们就不会再选他们了。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不给那些少数村民分红，得罪的只是少数民村，对最终的选举结果没什么影响。所以，他们宁愿牺牲少数村民的利益，来换取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从而保住村干部的帽子。我想，这就是他们心里打的算盘。同样的道理，他们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打的也是这个算盘，到了执行阶段，如果有村民对他们提出意见，他们就可以把锅甩给法院，说，他们没有给那些少数村民分红，而是法院硬从村账户里把钱划走的，他们想拦也拦不住。”秦怀远顿了一下，继续说：“叶书记，实际上，我们的强制执行已经成了村干部对村民的托词，或者说，他们是在用拒不执行判决的方式，来向多数村民表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他们没有主动损害多数村民的经济利益。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源上解决，否则的话，这类案件还会继续发生，还会继续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
叶炳坤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你们的分析很透彻很到位。我建议，这个问题应该及早向市委汇报，由市里统一采取措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了。”秦怀远说：“最近，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出台党委政府支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意见。我们不想照搬照抄，而是想结合东州的实
际情况，拟定出一份符合东州实际的意见草案，以便于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东州的执行难问题。”
叶炳坤欣慰地点了点头，说：“好！有想法！我很期待你们的意见草案。”接着，他又说：“对了，前段时间我听安邦书记说，你们曾经提出过一条建议——用帮被执行人就业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困难的被执行人案件的问题。我看，这个方法也可以写进草案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