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吉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柴勐在垂拱殿听了王安石的汇报，想到了自己不顾帝王体面，在内侍省增加织造司、盐铁司与民争利，六年过去了，内库银两也只是增加了七十万两。当然，织造司、盐铁司所得盈利甚丰，可是内宫的开销巨大，大内的翻修扩建要钱，太后娘娘、后宫嫔妃穿着用度要钱，后宫宫女、宦官这几年都有不小的赏赐，这些钱都是来自于织造司、盐铁司。收入多，开销也大，这么算下来，内库能积存到二百万两白银，在历朝历代中也算富裕。
柴勐收敛了心思，对诸位辅臣道，“众位爱卿，胜吉十七年，胜吉变法收获甚丰，一百二十万八禁军、厢军如今裁减至六十万禁军、二十万厢军，一年仅军费一项节省了九百五十万。大周军队数量虽减，而战力尤增，熙河开边，一战尽取二千里疆域；熙河、秦凤、延庆三路抵挡西夏三十万大军，不落败绩，反重伤西夏国主李谅祚。京东东路、京西南路、河北东路、河东南路原本民怨沸腾、战事糜烂之地，仅过一年便较往年增收五百四十万贯，而且百姓富足，再无徭役之苦，此诚诸位相公之功也。”
“全赖陛下洪福齐天，圣筹帷幄。”
“今日，朕决心在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望诸位爱卿同商国是、共襄盛举。”
“臣等遵命！”
众臣俯首听命，文彦博、欧阳修欲言又止，王安石面无表情，秦源则喜上眉梢。柴勐看在眼里，心中便有了计较。
散了朝会，王安石回政事堂坐班，与吕惠卿等僚属商议如何在其余路州推行，而秦源则告了假前往司马光及苏轼的府第。
秦源为吏部尚书时官声不佳，但出使北辽、招抚河湟为他带来极高的声望，加上位居参知政事，司马光和苏轼自然不敢怠慢，各自引入正堂，秦源也不厌其烦分别向其二人解说朝廷的决议和苦衷。司马光和苏轼虽然和文彦博、欧阳修一样是坚定的保守派，但秦源这么一出，让他们对秦源的观感改善了许多，知道秦源并不是随着官家和石相变更祖宗成法的主力干将，而自有他的苦衷。
待秦源离开苏轼府第，苏轼便让管家备好马车前往司马光的府第。苏轼与司马光早已达到了攻守同盟，要为匡扶朝纲，避免百姓遭殃而共同努力。
在司马光府中，苏轼见到了沈括之长子沈冲。
沈冲按父命来京城居住，与诸位师长讨教学习，并已定好明年三月，待沈老太君半年丧期过后，迎娶司马光的三女司马琴。自从两月前见了司马琴一面后，沈冲来司马府的次数愈加勤快，虽然多半时间是陪同司马光说话，但也能借机会去拜见未来的岳母，顺便见下未婚妻。
此时，司马光正在和沈冲评点胜吉新法，见苏轼进来，也不用刻意招呼，早有下人备好茶点，请苏学士上座。
苏轼与沈冲也早已认识，苏轼对沈括、沈冲都比较熟悉，相对而言，苏轼更喜欢和沈冲交往，因为沈冲根本没有沈括身上那种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商人气息，而沈冲虽然比自己小十四岁，但识见丰凡，诗书俱佳，是可以谈文论道的知己。
“所以，吾才说，此青苗法放之京东东路等四路可行，在其它路则万万不可。”司马光已和沈冲谈了半天胜吉变法的得失，苏轼一听便明白他们所谈之内容。
苏轼笑着说道，“洪州黄鲁直今日与吾谈起石相，说石相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石相品德优于常人，只是未免偏激些。”洪州黄鲁直，即黄庭坚，系胜吉十六年进士，今年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文章最佳，被选任为国子监教授，苏轼见其文章，认为其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属于难得的佳作。苏轼的评价，自然让黄庭坚名身大涨，震动四方，黄庭坚也感恩苏轼的提携，主动拜入苏轼门下，时人称两人为“苏黄”。
司马光不以为然，“鲁直如此评价，倒有些过誉了，吾与介甫相交多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介甫只是不晓事理，性格又多执拗也。”
司马光身为沈括的阅卷师，与欧阳修、沈括、王安石等辅政大臣均有不错的私谊，胜吉十六年，欧阳修极力向柴勐推荐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柴勐便将司马光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胜吉十七年年初，欧阳修因身体不适，有意辞去枢密院副使的职事，便向柴勐推荐由司马光接任，柴勐深知司马光的才干，也有此意，但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
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只在京东东路等四路施行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吕惠卿准备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司马光才对王安石的急功近利表示不满，他认为各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王安石及其属僚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光鲜，真正实施起来漏洞丛出。
苏轼说道，“秦相适才去吾府上，所为何事，中丞可有计较？”
“秦源寻你我二人，不正是看重言路清流吗？只可惜，他想要动介甫自然犹如以卵击石，可是想要动存中，又怎么可能！”
听到司马光谈及父亲，沈冲忙起身肃立，同时竖直了耳朵。秦源与父亲沈括有宿怨，沈冲早已知晓，但他以为那只是微末小事，沈家并未放在心上，没料到沈括只是居乡守制，这秦源便伺机报复，且听泰山大人有何高见。
司马光示意自己的爱婿坐下，接着说，“秦源既然能找到你我二人，必然也会联系其它言官，与我二人言明，只是想让吾等抽身事外，两不相帮罢了。”
柴勐收敛了心思，对诸位辅臣道，“众位爱卿，胜吉十七年，胜吉变法收获甚丰，一百二十万八禁军、厢军如今裁减至六十万禁军、二十万厢军，一年仅军费一项节省了九百五十万。大周军队数量虽减，而战力尤增，熙河开边，一战尽取二千里疆域；熙河、秦凤、延庆三路抵挡西夏三十万大军，不落败绩，反重伤西夏国主李谅祚。京东东路、京西南路、河北东路、河东南路原本民怨沸腾、战事糜烂之地，仅过一年便较往年增收五百四十万贯，而且百姓富足，再无徭役之苦，此诚诸位相公之功也。”
“全赖陛下洪福齐天，圣筹帷幄。”
“今日，朕决心在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望诸位爱卿同商国是、共襄盛举。”
“臣等遵命！”
众臣俯首听命，文彦博、欧阳修欲言又止，王安石面无表情，秦源则喜上眉梢。柴勐看在眼里，心中便有了计较。
散了朝会，王安石回政事堂坐班，与吕惠卿等僚属商议如何在其余路州推行，而秦源则告了假前往司马光及苏轼的府第。
秦源为吏部尚书时官声不佳，但出使北辽、招抚河湟为他带来极高的声望，加上位居参知政事，司马光和苏轼自然不敢怠慢，各自引入正堂，秦源也不厌其烦分别向其二人解说朝廷的决议和苦衷。司马光和苏轼虽然和文彦博、欧阳修一样是坚定的保守派，但秦源这么一出，让他们对秦源的观感改善了许多，知道秦源并不是随着官家和石相变更祖宗成法的主力干将，而自有他的苦衷。
待秦源离开苏轼府第，苏轼便让管家备好马车前往司马光的府第。苏轼与司马光早已达到了攻守同盟，要为匡扶朝纲，避免百姓遭殃而共同努力。
在司马光府中，苏轼见到了沈括之长子沈冲。
沈冲按父命来京城居住，与诸位师长讨教学习，并已定好明年三月，待沈老太君半年丧期过后，迎娶司马光的三女司马琴。自从两月前见了司马琴一面后，沈冲来司马府的次数愈加勤快，虽然多半时间是陪同司马光说话，但也能借机会去拜见未来的岳母，顺便见下未婚妻。
此时，司马光正在和沈冲评点胜吉新法，见苏轼进来，也不用刻意招呼，早有下人备好茶点，请苏学士上座。
苏轼与沈冲也早已认识，苏轼对沈括、沈冲都比较熟悉，相对而言，苏轼更喜欢和沈冲交往，因为沈冲根本没有沈括身上那种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商人气息，而沈冲虽然比自己小十四岁，但识见丰凡，诗书俱佳，是可以谈文论道的知己。
“所以，吾才说，此青苗法放之京东东路等四路可行，在其它路则万万不可。”司马光已和沈冲谈了半天胜吉变法的得失，苏轼一听便明白他们所谈之内容。
苏轼笑着说道，“洪州黄鲁直今日与吾谈起石相，说石相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石相品德优于常人，只是未免偏激些。”洪州黄鲁直，即黄庭坚，系胜吉十六年进士，今年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文章最佳，被选任为国子监教授，苏轼见其文章，认为其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属于难得的佳作。苏轼的评价，自然让黄庭坚名身大涨，震动四方，黄庭坚也感恩苏轼的提携，主动拜入苏轼门下，时人称两人为“苏黄”。
司马光不以为然，“鲁直如此评价，倒有些过誉了，吾与介甫相交多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介甫只是不晓事理，性格又多执拗也。”
司马光身为沈括的阅卷师，与欧阳修、沈括、王安石等辅政大臣均有不错的私谊，胜吉十六年，欧阳修极力向柴勐推荐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柴勐便将司马光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胜吉十七年年初，欧阳修因身体不适，有意辞去枢密院副使的职事，便向柴勐推荐由司马光接任，柴勐深知司马光的才干，也有此意，但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
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只在京东东路等四路施行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吕惠卿准备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司马光才对王安石的急功近利表示不满，他认为各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王安石及其属僚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光鲜，真正实施起来漏洞丛出。
苏轼说道，“秦相适才去吾府上，所为何事，中丞可有计较？”
“秦源寻你我二人，不正是看重言路清流吗？只可惜，他想要动介甫自然犹如以卵击石，可是想要动存中，又怎么可能！”
听到司马光谈及父亲，沈冲忙起身肃立，同时竖直了耳朵。秦源与父亲沈括有宿怨，沈冲早已知晓，但他以为那只是微末小事，沈家并未放在心上，没料到沈括只是居乡守制，这秦源便伺机报复，且听泰山大人有何高见。
司马光示意自己的爱婿坐下，接着说，“秦源既然能找到你我二人，必然也会联系其它言官，与我二人言明，只是想让吾等抽身事外，两不相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