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用金钱换自由。毕竟，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
这么算起来，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而且，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综合以上所述，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
林刚轻笑一声，针锋相对地说：“按照辩护人的说法，案情应该是这样。
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取走了300万元，这么算下来，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
试问这点好处费，对于谷少康来说，是不是太少了点？
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想必应该也知道，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并不牵强。”罗小川解释说：“不可否认，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用金钱换自由。毕竟，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
这么算起来，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而且，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综合以上所述，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我这么说，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
林刚轻笑一声，针锋相对地说：“按照辩护人的说法，案情应该是这样。
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取走了300万元，这么算下来，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
试问这点好处费，对于谷少康来说，是不是太少了点？
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想必应该也知道，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并不牵强。”罗小川解释说：“不可否认，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